波士顿景点朱学勤：的产生机制与的三种话语

　　触发的往往是税务部门。像世界历史上四大，英国、美国、法国、中，只有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一个可乘之机，发生了十月，离财务危机比较远。

　　共识书会第三期，时间2012年3月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

　　大历史回溯

　　朱学勤：《旧制度与大》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我们打开这本书。

　　我今天想从这本书开始，然后以我们忧虑什么、怎么思考这个忧虑来结束。

　　首先，在座的各位在其他方面都是行家，但是对产生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不一定熟悉。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下当时的法国。

　　法国疆域不大不小，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非常的匀称，呈一个比较规则的五边形。有两条海岸线，靠地中海、大西洋。土壤也非常肥沃，飞机飞在法国的上空看到的和周围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也忍不住悲叹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长江底下的景观就不一样，一过黄河就很难看到成片的绿色。中国13亿人口挤在东南季风线的这一角。而欧洲土壤非常肥沃，尤其法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好地。学界流传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找最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地理，法国最佳。但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两百年来一直不太平，不断地发生、面临危机。

　　举一个例子，比如。英国没有一部成文，但人家是有的，从1688年，到今天一锤定音，四百年里没有，而且还好好地养一个王室。这个王室每当有婚庆大典，老百姓还都如痴如狂，异常稳定。美国有成文，但是人家的成文是1787年在制定的。《》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他们与时俱进就是体现在《》的修正条款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的国家之一，结果到现在它的已经改动了十几次。拿“政体”来讲，已经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曾经统计过在法国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危机。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这一场，则是那个时代的(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震动程度最强烈的一场，所以叫“大”。我们说英国也没有讲“英国大”，讲美国也没有讲“美国大”。唯有法国是以“大”称之。而这场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的动荡。

　　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场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下什么教训。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二百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事实上法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

　　客观地讲，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但从世界史上来讲，它是处于一等地位。就凭法国曾经有过这场彻底改变过欧洲面貌，对后二百年人类有重大影响的而言，法国的历史地位就是一等的地位。

　　法国、经济、文化资源集中在巴黎是导致大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那么以前的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以前的法国是个中央的君主国家。和法国有关的君主就是易十四、易十五以及易十六。

　　易十四大致上是和康熙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而且都是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所的国家达到了鼎盛，以后又都由盛转衰。易十五现在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叫“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易十四时代做的事情一是拓展疆土，二就是迁天下富豪于凡尔赛。所以今天，我们到巴黎去，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看看凡尔赛。凡尔赛的宫廷之奢华和气派，远远超过故宫。不过他所做的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于咸阳道旁”这样的事情。

　　凡尔赛成了全法国的小金库，全法国的三千多富户都集中在那里。贵族、富户都住在凡尔赛，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财力，以至于后来巴黎成为了全国最繁华之地，而首都一旦倾覆全国即刻。这个局面实际上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法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和这还有一点点像。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场小小的就可以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然，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把文化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你似乎觉得自豪，但一旦有动荡，这些因素就会成为让你寝食难安的事情。当时的巴黎就是一个教训。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中心在，学术中心在。开车都是一天才可达的距离。如果闹，那基本上就是在;如果是经济出了危机，那基本上乱在纽约;如果上有什么“倒戈风潮”那就在。三者是可以分离的，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时期，学术中心在北平，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初期，搞，天天跟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在组织上比“89”的时候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把执政党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对、的总控能力远远超过时候的“”，当时说人家“”幕后有，可真抓出来有几个像样的?可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期，真要抓“红手”，那一抓就是一大把呀。当时的组织之严密，现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哪一次把南京搞到像后来的“”这么狼狈的地步?没有过。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是原因之一无疑就是贪大，贪权，把几个中心集中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