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资料图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的工作报告中表示，2015年要继续推进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大学校长该如何看待教育、教育公平问题？昨日，全国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高校问题上，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管基建的校长。
【教育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绷得太紧
新京报：今年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自主招生时说，全部以联考和培训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把自主招生的时间全部调到高考之后进行。这会不会对学校自主招生带来困难？
龚克：的确会有困难，但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是正常的。把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综合评价基础，如果有必要就(对学生）加试，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加试。这个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往前走，别纠结于细节。
新京报：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龚克：在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比如今年说提高高考的统一性，25个省市用同一张卷子，这是一个方面。接下来的问题是，考试内容怎么出，怎么实现区分度。
高考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如果能有效引导需求，不是所有人都要上普通高校，可以进职业高校，建设一批名牌职业高校，增加优质普通高校供给，可以缓解高考压力。
新京报：全国代表李光宇尽快消除教育不公，你怎么看教育不公问题？
龚克：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正相关的，国家在教育均衡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南开大学每年3100名招生里，来自全国800个贫困县的县以下中学就有200人。这些项目的目的，就是打破贫困的迭代传递，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高校去行政化】
乐见大学校长
新京报：全国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
龚克：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学校去行政化问题？
龚克：希望加快。
新京报：现在不少名牌大学校长都，你怎么看？
龚克：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我倒挺乐见。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你会转向行政工作吗？
龚克：我觉得我不太行，我是另外一种性子的人。
【校长兼职】
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好处
新京报：现在不少校长的社会兼职特别多，你有兼职吗？
龚克：我兼职也非常多，我们学校有公示，能查出来。那还都是主要兼职，小的零七八碎的还没写上。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兼职？
龚克：一个方面反映了各种社会团体希望有专家参与。比如我参加的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委员，它看重我的是我过去搞数字电视标准；总装的科技委，它看重我过去搞军工的经历，或者说管理能力。这些跟我是不是校长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兼职是从校长职务上衍生出来的。
总体而言要防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由于过多的社会兼职，使得校长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个大学的工作。第二，要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个人好处。
【高校】
高校多与基建有关
新京报：对这几年校长的案，你怎么看？
龚克：高校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系。你看医院系统的，军队，，多是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
当然，选人也很重要，但有些人一开始选的时候并不是，包括，恐怕不全是一开始就是，但是他到任以后没有监督没有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就是绝对。
新京报：校长怎么卷入基建？
龚克：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正好管基建的校长。像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在被查前我们把他当做基建专家，结果他就拿人家的贿赂，让人家来参与这些投标，或者投标里头有优惠。
【留学低龄化】
高中出国留学学生压力太大
新京报：李克强总理一直在提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培养？
龚克：中国家庭看孩子好不好，先看他乖不乖，一直到大学都看你乖不乖，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是不利于创新的。
老师要孩子质疑，瞎提问题也不怕，鼓励他、引导他能提问题的能力，把问题结构化，去分析去解决。
新京报：有数据显示海外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到海外读高中学生越来越多。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龚克：我不赞成低龄化，我认为如果在国内能上好的大学，上本科还是可以的。低龄化出去，确实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的压力非常大。
新京报：你多大出去比较好？
龚克：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声音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
●高校情况各式各样，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你看医院系统的，军队，，多是都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
●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
新闻加点料高校“行政化”之殇：处长比教授牛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在谈及高校“去行政化”探索时表示，在二级学院的推广意义要大于在学校层次。因为在二级学院里，“教授共同体”这一在大学产生之初所具备的特征更容易体现，而目前在大学层面有难度。
“这些院校进行的创新都跟当时学校的情形分不开。责是一致的，制度都是相关的。”马陆亭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三分之一的人数设置，马陆亭认为是合适的。
“二分之一在当今情况下很难达到。高校的行政岗位和学术的关系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很难一下子突破。很多行政管理人员本身是教授，也是因为优秀才被选拔到干部岗位的。而优秀是不是一定要选到干部岗位，这是个问题。以后高校管理要把行政人员径和学术人员径分开，让两者都能得到发展。”马陆亭说，“大幅度提高专任教授的比例，目前对大部分学校不太现实，但这是一个方向。”
“什么学校能先突破？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很多教授并不一定要干行政职务，而一般高校的教授就愿意干。所以学校可先走一步，地市级本科院校也可以走。我去过一些地市级本科院校，里面的教授地位是高于处长的。全国形成一个教授市场，地处在不太有利地区的学校，为留住人才，给予教授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大批量的中间类型学校，我个人观察，还是处长的大。对于这些学校来讲，教授并非稀缺资源。”马陆亭对分析。
北大新任校长：学校管理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
北大新任校长林建华指出，高校现在的行政化倾向还是蛮严重的。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或者不要行政决策，行政管理是很重要的，但你要明白，我们做事情是为了谁？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是，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因此，要时刻牢记大学的根本，牢记学校的管理是要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行政化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大学的行政级别固然强化了行政化倾向，但并非去掉了行政级别，就去掉了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核心是行政管理队伍要树立为谁服务的观念，这涉及管理方式、组织架构、岗位职责、任务目标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和改进。
从长远看，中国大学的管理体系要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而目前，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要走，并非一天两天，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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