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人文主义”科学

　　日裔美籍学家福山在2002年所出《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人类未来正在与即将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进行了深描，认定造类“后人类”状态的四阶段科技分别为：第一，关于人类行为和大脑之生物来源的日益增长知识；第二，关于情感与行为的神经病理学与操控；第三，生命的延长与拓展；第四，基因工程。

　　按照福山对后人类未来的洞见：“这些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深刻地挑战了人类平等与选择能力的固有观念；它们给予社会对行为加以控制的新技术；它们将改变我们对人类的人格与身份之理解；它们将社会等级，对智力的、物质的和的进步之速度产生影响；它们会影响到全球的本质。”

　　面对这些人类境遇的新变化，欧美学界生发出“后人文主义”之新潮，来应对科技与人类之间的“互变”与“交融”。所谓“后人文主义”，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学术线年首度出现在“寻求后人类理论”的当中。追本溯源，“后人类”这个词最早现身于19世纪末学创始人布拉瓦茨基的人类演化理论，被称为“后人类”的某种哺乳类动物被其当作自然演化之结果。但是，当物技术与电脑科技的发展，却大大突破了传统的阈限。如今在基本用语上，国际学界也弃“Post-Human”而取“Posthuman”这个用法，因为post与human之间的传统连字符仍在强调从人类到“后人类”的延续性，但删除了这个符号，却代表着“后人类”乃是一种新的存在形态，他们僭越了人与的界限，成为通过当代科学技术而得以最新演化的人群整体。

　　与“后人文主义”接近的还“跨人类主义（Transhuamanism），但是二者却并不相同。按照伍尔夫的理解，“后人文主义”恰恰站到“跨人类主义”的上，因为“超人类”就是以现代科技特别是基因技术使得人自身得以增强，“跨人类主义”仅仅是对人文主义的强化而已。因此，“跨人文主义就是建基于的人文主义根基之上的”。尽管“后人文主义”也要建基在人类学的基本教义之上，但是它却不只是量变而实现了质变，如是观之，所谓“人类”乃是通过脱离抑或压抑动物根源而获致的，而非只是发源于自然的、生物的与进化的动物根源，更普遍地乃是通过同时超越物质性与的关联而实现的。

　　从此出发，“后人文主义”既在人文主义“之前”，又在人文主义“之后”。一方面，在人文主义“之前”就意味着，人类的并不只在生物世界而且在技术世界当中得以自身，尽管人类通过工具使用技术和诸如语言文化之类的动力与动物共同得以进化，但人类的创造却有赖于被称为“人类”的这种历史产物之前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人文主义“之后”则意味着，后人文主义命名了人类通过技术、医药、信息和经济网络，使得人类得以提升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意味着一种指向新的理论范式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一种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之后，经过文化压抑和幻想、哲学规划与遁词之后的思想模式。

　　由“后人文主义”，由此生长出所谓“后人文科学”（Posthumanities）。后人文科学定义为，从称作后人文主义的思想运动与立场获取其特点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研究主题、技术和兴趣。后人文科学可以理解为继承人文主义之后的人文科学遗产的各种方法，进行类中心论或中心论方面的研究”，后人文科学处理的问题包括界限、人类与类的关系（人类与技术、、动物、事物的关系）、生物、生物和生物技术。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唐娜哈拉维早在1985年发布的《赛博格宣言》里，就明确提出“赛博格乃控制论的有机体”，作为机器和生物体之混合，赛博格“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最终，哈拉维发出“我们就是赛博”“赛博就是我们的本体论”这样的极端，可谓是吹响了人类向“赛博时代”进军的集结号。这就意味着，当人文科学向“后人文科学”转型之后，这些相应的拓展，便会促成更新的人文科学在未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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