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去年6月和10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审议。据悉，全国常委会即将进行第三次审议。日前，新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汝鹏，请他就社会关注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是党领导下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群众团体，是党和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这一性质定位涵盖了三层意思：第一，红十字会是群众团体，不是机构；第二，红十字会从事的是人道主义工作，不完全是慈善工作；第三，红十字会是桥梁纽带、是助手。虽然人道工作包含慈善的内容，但人道不等于慈善，两者不能画等号。因此，红十字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组织，而是享有地位和职责的人道组织。
新京报：现行红十字会性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这次修法将对此进行修改？
王汝鹏：全国常委会在一次和二次审议时，都有委员修改这一条款。郑功成委员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对十字会的属性界定，不应该用 社会救助 ，红十字会的工作不只是社会救助。”的确，随着红十字运动的发展，红会的职责已经大大拓展，从“三救”（救援、救护、救助）到“三献”（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遗体和器官），还有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人道法、国际人道援助、民间外交等，这些职责已远远超出“社会救助”的范畴。
工会法将工会组织定性为“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我们全国在修改红十字会法时能借鉴工会法的表述，将中国红十字会定性为“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群众组织”，并明确“是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国际红十字运动章程：“国家立法正式承认红十字会担任的人道主义工作助手”。从国际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红十字会法律中都有这样的表述。
新京报：从修法草案看，红十字会专门增设了监事会。请问这样的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王汝鹏：对红十字会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是这次修法的一大亮点。在原有理事会、执委会的基础上增设监事会，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权责分开、互相制约的现代治理结构，是推进红十字会组织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探索实践。增设监事会，并不是说红会过去没有监督，而是增加了监督方式。红会的监督来自多个方面，有法律监督、监督、社会监督，还有纪检监察方面的监督。设立监事会属会的内部监督和监督。增设监事会如果获得通过，将有利十字会建立监事会与其他监督形式的协调衔接机制，提升红十字会依理、综合监督的水平。
新京报：有委员将造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写入红会职责。但也有委员认为红十字会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责。对此你怎么看？
王汝鹏：《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红十字会“加强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近年来，红十字会按照国务院文件要求一直在认真开展“三献”方面的工作，成效也很显著。但由于法无授权，这项工作在全国开展得还很不平衡。
以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为例，自2010年开始，红十字会与卫生部门共同开展逝世后捐献器官的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这种与社会组织合力的器官捐献工作必须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因此，将“三献”工作作为红会的职责写入修改草案常必要的，也符合实际。
有委员担忧红十字会没有能力承担器官捐献工作职责。我想说明的是，红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承担的只是“相关工作”，如宣传、报名登记、获取、缅怀纪念等，涉及医疗技术方面的工作，比如捐献器官的摘取、分配、移植等工作是由卫生部门和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来承担的。
新京报：自红十字会法启动修改以来，“去行政化”一直为关注。请问你对红十字会“去行政化”怎么看？
王汝鹏：红十字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总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切实增强“三性”，克服“四化”现象。对红十字会来说，尤其是要去掉工作中存在的“机关化”、“行政化”，不能自闭于机关的高楼大院，用行政机关的运行方式、工作方式做红十字会工作，而是要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开展人道救助。红十字会“去行政化”，决不是“去”党的领导，决不是“去”的资助和支持，决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方向。
新京报：修改草案第25条提出，“红十字会财产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人民民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你对此怎么看？
王汝鹏：现行红十字会法了红十字会财产的五个方面来源：即会费收入、捐赠款物、拨款、动产和不动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审计部门对红十字会财产的收入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并非这次修法才有。
民政部门是主管慈善事业的职能部门，慈善法赋予民政部门的职责是“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慈业组织进行指导”。红十字会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组织，但如果开展慈善活动，理应遵从慈善法接受民政部门的监督检查。但修改草案笼统讲“红十字会财产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民政等部门的监督，并不符合红十字会的实际情况，因为慈善捐赠收入只是红十字会财产来源的五个方面之一。红十字会财产的收入和使用情况主要应是接受审计监督，审计监督就体现了的监督。
新京报：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法律责任”一章，增加了对“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责任追究。请问这样的条款将对红十字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王汝鹏：增加“法律责任”，是对现行红十字会法的重大补充和完善。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法律责任”一章，不只是对“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追责，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有违法追责，同时对“各级人民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监督管理中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同样有责任追究。
这是对包括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约束，也是对红十字事业的。这些条款如果获得通过，必将对捐赠人的，对红十字会的名誉、品牌标志、财产以及其他权益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有委员提出，这次红十字会法修改应明确、澳门红十字会的法律地位。请问、澳门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是怎样的关系？
王汝鹏：现行红十字会法之所以没有对、澳门红十字会作出法律，是因为1993年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时，和澳门还没有回归。现在，、澳门均已回归祖国，根据国际红十字运动“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的统一性原则，和澳门的红十字会先后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正式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分会。因此，在此次红十字会法修改中，明确、澳门红十字会的法律地位十分必要。
新京报：红十字会法在修改过程中，慈善法已经颁布实施。你认为红十字会法与慈善法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汝鹏：慈善法第二条：“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慈善活动以及与慈善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别的，依照其。”
前面我已经说过，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群众组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因此，红十字会的活动首先是遵守红十字会法的，也就是慈善法所说的“其他法律有特别的”情形。
如果红十字会开展与慈善有关的活动，而红十字会法又没有作出明确的，则遵从慈善法的。我们也希望这次红十字会法的修改充分考虑到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处理好红十字会法与慈善法的衔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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