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三百年多年前的一个仲春正午，群雁北归，日头正暖，名字叫徐仁和徐信的两兄弟，从山东老家出发，跟随北上垦荒的人流，经直隶一直向北，绕过城，出古北口，进入塞外地界，短暂停留数个流民窝铺后，终于来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一个后来被他们称作黄土梁的地方。去年已经先期到来的几名同乡热情地欢迎了他们，虽然几盏豁口子粗瓷碗里，只有一把刚刚挖来的野菜蘸酱和一捧清可鉴人的稀饭米汤。
吃过饭后，学过几天中医略通文字的徐仁从怀里颤颤巍巍拿出一个土布口袋，打开后，是几份粗纸家书。徐仁按照收信者长幼顺序，逐字逐句读给旁边围着的人们。塞外春时，离人南望，与周围北地粗旷风景并不协调的山东口音中，有人开始呜咽轻泣，而苍朦的远山更加苍朦，寂静的中午更加寂静。
稍作安顿后，走出同乡们已经帮助搭好的窝棚，不远处是正在被不断开垦的荒滩草地。兄弟两人原来是世代传承的渔民，虽然几个月前还在故乡那个临海一处破烂院落里为父母和几个还未完全的弟弟修补渔网，但此时两人互相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卷起已经褴褛的裤腿，拿起了并不熟悉的农具，笨拙的挥下了这个家族在遥远异乡的第一锄………
这是对清代雍乾年间无数出关北上垦荒流民中一个最普通家庭的情景还原，出于对祖先的尊敬，后人们对这个场景的描述已经进行了温情地重新构建，但历史上的这场人口大迁移可能远比这个场景要更加。有多部确切的史料记载，康、雍、乾年间，山东、河南、等地多次发生蝗灾和旱灾，灾情严重时百姓食不果腹，流民四起，而在遥远的北方，则有着传闻中水草丰茂尚未开垦的肥沃原野，于是不断有胆大者私至口外寻找活。为防止发生民变，矜持了许久后，清王朝者不得已放开了本是祖定制的边禁，开始推行“借地养民”政策。 “今日流民不比寻常，若稽查过严，若辈恐无生矣……令其不必过严，稍为变通，以救灾黎。”(《清高实录》) 。口子一开，大批饥肠辘辘的灾民迅速蜂拥向北而去。
与后来清末民初关内农民大量涌入东北三省不同的是，历史上这批流民的目的地，是现在已经消失的一个行政区------热河，其辖境大抵位于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南、辽河以西、多伦以东的广袤区域。这个地区曾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红山文化中传承至今的龙形意象至今还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图腾。几千年的历史上，山戎、鲜卑、奚、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都曾在这里打上了自己的独特印记，随着这次大规模的流民北上，维基解密黄菊内幕这个地区所具有的独特多元文化拼图基本得以完整，并形成稳固的结构体系传承至今，同时，客观上也拉开了后世“东”移民潮的序幕。
但出关之何其漫长，等待这些饥民的，不仅仅是遥远的途，疾病，，猛兽，匪乱，还有不可知的未来。即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从后代们关于那个时代遥远而破碎的记忆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们步履的沉重。
徐家兄弟里，哥哥徐仁后来不止一次向他的后人描述，与他们兄弟二人同时出发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他们兄弟二人历经波折到达了目的地，其他人里，有的不耐疲苦艰辛原折回，有的半途中更改了目的地，更多的，将瘦弱的身躯抛弃在了千余公里的出关上。兄弟二人之所以能够顺利抵达，是因为哥哥徐仁在家乡时学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懂得的医疗常识，在吃完所有随身粮食，贴身口袋里只剩几枚铜钱，正犹豫是否继续前行时，被一队过的旅蒙商队看中，这才顺利抵达目的地，然后有了开头那一幕场景。
在查阅当地相关地方志资料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地区，村落的名称极有特点。其中，名字冠以“窝铺”的村落随处可见。“窝铺”，百度百科释意为“供睡觉的窝棚”。现在北方农村中瓜田菜地周围仍能见到这类简陋的栖身之所。几根木头搭建字形的框架，布满树枝后，再抹上掺着秸秆的泥巴，苫上一层因地取材的茅草。极端简陋的建筑材料，遮住了风吹日晒，也撑护起了者对的渴望。另一个出现在村落名称中的高频词是“沟”，这与地理因素有关。当地为半干旱性季风气候，没有纵横蜿蜒的充沛河流，但人的离不开水，居所必须依水而建，而泉水大多数从山沟里涌出，所以住在沟里便于取水是当时必要的手段。我们知道，村庄的名字往往是其原始状态的反映，北方其他地区也存在用“窝铺”、“沟”作为村庄的名字的现象，但如此大面积、高频率出现，却极为少见。可以回想，当年在这片土地上，交通禁绝的各个沟壑深处，那批衣衫褴褛的垦荒流民每天清晨从窝铺里走出，早早开始一天劳作，丝毫不敢停息，当成群雁鸟偶尔飞过，他们向天上遥遥望去，眼睛里有情绪流过，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思乡？
这批流民蜂拥而至的热河地区，实际上并不是传说中的千里沃野。从地理和气候特点来看，当地位于蒙古高原、大兴安岭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以山脉和丘陵为主，土质多为黄土和沙土，地表径流较少。这个地区属于中温带半干旱性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而寒冷，春季干旱多大风，夏季短促炎热、雨水集中，秋季短促、气温下降快、霜冻早。这些地理和气候术语，不需要拥有很深的专业背景，也能让我们明白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这里并不是传统种植业的理想。这批移民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个事实，这个地区灾害频发，旱灾、风沙、洪涝、冰雹、地震，都能在各类史志资料上找到记载。
更不幸的是，从战略角度来说，热河地区地理极端重要，地处国家版图的咽喉地带，背靠蒙古高原，俯瞰京畿重地，又是除山海关外东北三省进京的另一处通行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彪悍，战乱丛生，自古是古人诗词中的辽西戍边人埋骨之所。康、雍、乾以来，以当地为前哨或发生在当地的较大的战乱就有平定噶尔丹之战、白凌阿事件、金丹道事件、义和团事件、直奉之战、热河抗战等。除了大规模的战争，给老百姓造成更多的，更是身边无处不在的匪乱，仅就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地区曾经分布了有名有姓的大小匪帮450余股，匪众5万余人，至于那些没有名号的临时匪伙，则不可计数。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当然，还有因素带来的，日军占领期间，这个地方被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选中作为鼠疫细菌武器的试验区，于1942年7月，采取空投带菌跳蚤的方法，导致当年就因感染鼠疫死亡800余人，随后几年，这次试验细菌的潜伏期内，又发生了如今敖汉、翁牛特地区的鼠疫突然爆发事件，死亡人数近10万人，彼时种种悲惨情状，竟让当地人现在还不忍忆起。
继续把关注焦点对准本文的主人公们。时间如流水而逝，尽管经历各种，生命却一代代顽强地更替不息。若干年后，时间已经入20世纪，徐家兄弟的一名后人偶然去往山东出差后，突然意识到，虽然历经数百年的苍桑岁月，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仍然留存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原乡痕迹。
在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中，饮食习惯必然是其最直观的代表。南人喜甜，川人嗜辣，都是其鲜明的文化印记。谁也无法让粗犷豪放的蒙古大汉顿顿只吃一小碟精致的生鱼片，也不能想象温婉秀气的江浙女子一上宴席就连干三碗62度的草原白酒。
与大部分邻近区域相比，这个地区的人们饮食习惯明显带有齐鲁及周边地区的痕迹。他们大多数人口重嗜咸，偏好浓姜重蒜，酱冲鲜香。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同为内蒙地区，当另一个移民群体，“走西口”的晋陕，与这个地区人们深入交往后，往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炒菜都要放酱油？而不是放醋？就连吃饺子时的蒜末竟然也要用酱油来调配。
小小的生活细节，反映的却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抛去现代城市中那些已经过改良的精致菜肴不说，这个地方多数百姓家里，对酱油的应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做菜时，葱蒜炝锅后，主要食材放入前，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是务必淋入那几滴红褐晶莹的提味佳酿，而且，最讲究的菜品，搭配地一定不是超市里那些经过调配提香的各种老抽，而是当地作坊里刚刚酿出的地地道道的黄豆酱油，这样滋味才能最大程度刺激味蕾，增欲。
另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在这个地区，许多家庭传承下来的老物件中，往往有一个已看出不年份的铸铁鏊子。这种已近失传的炊具，用来制作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食品-------煎饼。其形制、用法与现今山东地区并无二致。就连煎饼的吃法，也与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遥相呼应，刚做好的黄灿灿的煎饼，卷上一棵蘸酱大葱，就上一碗粗粮稀饭，就是让当地农田里劳作一天的汉子们最喜欢最舒坦的一顿晚餐。
主食之外，一些稀奇罕见的零杂吃食更能反映问题。在这个地区，有一种昆虫只在三伏天雨后出现，名曰“水妞儿”，黑色而长须，棕腹而有翅，公的善飞，母的善爬。这种虫子的学名应该叫“大牙土天牛”。当地人后，摘翅，掐头，除角，盐腌，油煎，味道极好，类似于干炸蚕蛹却多了几分香脆，味近于风干牛肉却少了几分腥膻。尤其是母的，大肚里面裹着一汪虫籽，入口即化，油香异常。若干年后，一名来自这个地方的离乡学子，某一天被大雨勾起了回忆，兴致勃勃地在宿舍里谈起这个另类美食时，同班的山东同学惊奇地发现这个东西的名称和吃法竟然和他们那里一模一样。
一直以来，语言学家们对这各地区的语言分类一直存在分歧，但基本的看法是官话与东北官话之间的过渡，但又和冀鲁官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语法与东北官话基本近似，词汇与官话多有相通，而语调则应该是杂糅了方言、东北方言、山东方言甚至部分蒙古语的发音习惯。
这个方言区覆盖极广，南至目前的省北部，西到的多伦，北至东乌珠穆沁旗，东到朝阳地区和通辽市奈曼、开鲁地区，使用人口大概1000万左右，而且随着后又一次人口迁移大潮，这个方言种类还有向四周延伸的趋势。如今，在西部呼包鄂，辽宁的沈大，甚至京津地区，也经常能听到这种辨识度极高的口音。
在观察这个特殊的方言区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在这个方言区中，竟然存在一个北方地区极为罕见的“方言岛”现象。自治区与省、交界处，赤峰市宁城县的八里罕镇，长期以来因盛产美酒而闻名于当地，宁城老窖曾经被称作“塞外茅台”，名声享誉全国。外地人因酒而来，乘兴而去，但临走时往往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的方言口音与邻近区域差异那么明显？这一“方言岛”方圆不过30公里左右，这一范围外，人们说话的语音就有了明显的区别，有些村庄甚至只隔了一条马、一个山丘，口音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周边地区的语言只是杂糅了山东话的诸多元素外，那么这个“孤岛方言”则完全可以归为地地道道的山东话。近年来经语言学家们认定，这一方言果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冀鲁官话的一个特殊类型。与南方一些地方因地形险峻、交通阻隔形成的“方言岛”地区不同的是，这一地区形成“方言岛”现象，并无明显的地理因素，而且对外交往通婚频繁。至于什么原因，大概只能归结于几百年前一小部分关内移民强烈的望乡情节吧。
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更加频繁，各个地区生活习惯同质化情况明显，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正在不断消失。但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山东及周边地区特有的一些民风民俗在这里还能找到遗存的痕迹。
比如长幼有序。特别是在当地农村地区，存在大排行的习惯，源于同祖同的各个支脉，所有堂兄弟要放在一起按照年龄顺序进行排行，除了同姓外，名字中必然有一个字是相同的。年代一久，几代人下来，有的子侄辈已经满头白发，但叔爷辈可能才刚刚成年，但家族祭祀、婚丧嫁娶等正式场合，谁往哪里坐，谁该给谁敬酒，心里都一清二楚，场面上绝不会弄错。
比如重教。与周边相比，这个地区一直是众所周知的“教育高地”，基础教育普及程度、教育设施建设、高考上线人数，都具有明显优势。究其原因，源于孔孟故里的独特文化记忆，让这个地区对教育行业存在普遍性的尊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的从遥远的故乡被完整而地移植到于这片土地之中，并逐渐生根发芽。一个学习好的孩子，会成为街坊四邻的榜样和骄傲，而孩子只要好好学习，在家里可以受到最好的待遇。
比如说。产妇分娩后，家里人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悬挂红布，提醒外人不要贸然进入房间。婴儿顺利成活，周边亲戚朋友会纷纷赶来“下汤米”，礼物并不复杂昂贵，几斤鸡蛋和几捆挂面而已，图的是个喜庆，送的是个祝福。年轻人结婚，入夜后会有个“交心酒”仪式，在旁观众人的嬉笑起哄声中，夫妻完成一次重要的人生洗礼。大年三十，家族里的男人们会赶去家族坟地“请家堂”，正月初二时再去“送家堂”，让已逝去的祖先在过年时回来与后人们共叙天伦之乐。以山东胶东地区为背景的电影《红高粱》里，“我奶奶”被日军炸死，“我爹”为娘喊：“娘，娘，上西南，长长的大，宽宽的宝船！娘，娘，上西南，骝骝的骏马，足足的盘缠！”。而在这个地区，老人去世时，家中长子也要手持擀面杖站在板凳上，面向西南方向，弯腰敲一下脚下板凳再直起身来喊到：“娘-----娘-----，西南大道，带足盘缠，火使钱，水使船……”
随着时间的流逝，三百年前那批移民的年轻们，大多已经忘却祖先的迁徙历程，只有在一些老人们的回忆中，还着一些关于原乡的记忆传承。而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发展，如今这个地区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其他地方一样，生机勃勃，人民富足，即使是最偏远的乡村，高度发达的交通系统和立体覆盖的信息方式，了这里的人们能够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接轨。有意识地整合诸多文化碎片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触摸和梳理这批移民到来之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清代早期，者为防范蒙汉民族交融导致蒙古诸部坐大，严格实行边禁政策，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朝廷就颁令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康熙七年(1668年)，又封禁东北，并在山海关、喜峰口等九处边门设稽查，以杜绝流民出口。热河地区与东北地区相连，自然也在封禁之列。即使后来为时势所迫推行了“借地养民”政策，但其本意，并不是要放开边禁，富边养民，而是防止流民生变的权宜之计。而且这个政策的施行，也伴有多种条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倘私相嫁娶，查出，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和说合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九。”。雍正朝又：“种地之民人……不准带领妻子前往……俟秋收之后，约令入口，每年种地之时，再行出口耕种”。但不论如何，“借地养民”政策最终得以顺利推行，让为流民问题困扰的清王朝者们松了一口气。尽管后来这个政策又经历过多次摇摆，但历史大势已经不可，最终形成今天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团结友善的基本格局。
将目光继续定格在徐家兄弟出关谋生的那个年代。关内汉族流民的到来，在当时得到了当地蒙古贵族的极大欢迎，将闲置土地放租给他们耕种，并从中抽税，以及后期陆续进入的其他行业，让当地经济形态更加丰富，社会生活更加便利。一个直接且明显的例子：清初，蒙古地方并粮，遇灾荒要调运内地仓贮给以赈济。但到了乾隆年间，粮食仓储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统计，仅热河地区的喀喇沁右旗额存谷数就有44000石。 就连清王朝者们也意识到“借地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今地少人稠，各地民人往边外居住耕种者甚多，比年又皆丰收，附近京师之人，俱赖此谷，大有裨益”(《清圣祖实录》)。
人口的迁移流动和民族交流态势的形成，客观上还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乾隆年间初期，当地聚落形式仍旧以散居为主，“据《清高实录》记载，乾隆初年，“热河地方辽阔，山沟险僻，远来垦荒就食之民，散处其中，复逾边境，与蒙古错处”。 随着时间发展，人口开始密集，随之而来的是村郭林立，炊烟四起，城市也逐渐形成。如乾隆二十二年，北热河的乌兰哈达街（今赤峰市红山区）已初具规模，成为关外农商辐辏之地，“九街三市”渐而形成，市场异常繁荣。毗邻赤峰的八沟街（今省平泉县），也渐成商埠，沿街两侧，八作，应有尽有，商号店铺，梯次鳞比，有名商号二百余家。“拉不败的哈达，填不满的八沟”，由此而来。
蒙汉杂居的态势，逐渐改变了当地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方式，在由牧转农的过程中，民族之间交往频繁，文化和生活差异逐渐缩小，被清明令的蒙汉联姻也开始不断发生。但前期受客观因素制约，这种联姻多采取隐蔽形式，直到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八月十六日，清廷发布政令，全面解除“蒙禁”时公布：“凡蒙汉通婚者，均由该管官酌给红花，以示旌”。自此，蒙汉族际通婚得以化，并得以不断扩大规模。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所长马戎先生，曾对这一地区的蒙汉通婚现象给予关注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上。根据其当时对这个地区2089户家庭进行的实地调查，当地13.2%的汉族被调查男性户主娶了蒙古族妇女为妻，15.2%的蒙古族男性户主娶汉族妇女为妻。而其中，被调查人群文化程度越高，民族通婚情况就越普遍。普遍的族际通婚带动了民族关系的和谐融洽，至今该地区仍旧是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典范地区。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匆匆三百寒暑。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节奏也紧贴着时代脉搏，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交通工具川流不息。而那批关内来客的子孙们，经过几代人血脉上的传承交流和思想上的不断吸纳融汇，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印记。这里的人们既喜欢喝奶茶，吃手把肉，也善于品鉴川湘鲁粤等著名菜系。既有源于齐鲁大地的好礼勤奋，也具备草原民族的好客大气，社区文化室里太极拳与蒙古舞交替演绎，街边公园中草原文化雕塑与不远处斗拱飞檐式的建筑相映成趣……。
最后，还是将视线循着一个家族的血脉向上探寻，再次缅怀那些名字即将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离乡迁人吧。
这一天是元夕，人们合家欢聚的节日，也是思念祖先的时刻。入夜后，虽然地处偏僻，但塞外小城却也灯火辉煌。城市边缘的某处院落中，窗外开始隐约响起鞭炮声，寒风仍然料峭，但毕竟又是新的一年。家里男丁拜祭完祖先后，一名老人仍然神情虔诚的絮絮念叨那些陈年旧事，尽管旁边的几个年轻后代们注意力已经被手机吸引，并没有认真地倾听老人的言语。关于那些来自对他们来说已是异乡的祖先，年代实在太过久远，从祖父碎碎言语中整合那些已经不再清晰的概念，大概只是这样一个印象：
三百年前，一对兄弟跟随着那一队旅蒙商贩，步履蹒跚走在北上的上，两人回望古北口，正是西南方向，彼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望，远处已经隐隐约约的青色关墙以及更远处望不见的那条破烂渔船，那时那刻竟已是永别。三百年后，那对兄弟中，哥哥的子孙们仍旧保留着喜欢吃煎饼的传统，以及对浓姜重蒜的天然爱好，血脉里的记忆，历经千余里风土流徙和几百年岁月变迁，却仍未能改变。而弟弟则死于一次流民土地之争，只在距离老家千余公里外的异乡留下了一坯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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