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作美国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资本在这一时期因工业带来的生产力巨大飞跃而得到快速积累。
然而过去的众多史学家在谈起这一段历史时，常将视线局限在资本和资本家身上。在此背景下，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国家》上发文，推荐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学者诺姆·马格尔（Noam Maggor）的新书《婆罗门式资本主义：美国首个镀金时代的财富发展及民粹主义》。在本书中，马格尔将视域从资本家扩展到了普通美国对经济的回声，追溯了金融资本涌向投资市场的过程，通过研究波士顿富有的精英群体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扩展跨洲际商品、人力资源以及交通网络，重新演绎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在马格看来，这一发展历程不仅由铁与通信技术带动，新资本主理学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早期，美国经历了其他所从未经历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转型。“人们很难想象，历史上还会有这样来势汹汹，影响巨大又彻底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1899年写的这段文字，指的正是这个国家依赖煤炭、钢铁和蒸汽的新经济。在1865年，美国在制造业产量上远远落后于英国，而到1900年时，它已经完全超过英国的生产总量了。铁网的迅速扩张为制造出来的产品创造了一个综合完整的国内市场。
与此同时，金融系统在华尔街的操控下愈加稳固，这些变化都导致了一种全新的金权的出现——可以挥霍之前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诺姆·马格（Noam Maggor）在关于这段时期的最新著作《婆罗门式资本主义》（Brahmin Capitalism）中所提到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同时也引发了大规模为寻求削弱的财富与不平等的，和现代史上一些最为的劳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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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举例说，研究多少受到过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青年一代史学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史做出了新的阐释。这当然是个会长期吸引史学家的话题，但依照马格所述，现代经济呈现出一个“几乎全自动化”的进程的频率未免也太高了。回顾过去，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是必然的，是不可的经济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决定或、社会矛盾的结果。很多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选择通过聚焦于寓言中的“贵族”的经济把戏，而赋予这些故事新的活力，而所谓的“贵族”指的是像吉姆·菲斯克（Jim Fisk）这样试图垄断黄金市场的人，像杰伊·古尔德（Jay Gould）这样着铁道股票的人，亦或是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乔治·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这样的个体“行业巨头”。
但对于马格而言，资本主义的历史“远远不止于资本和资本家的历史”，虽然他主要关注的是精英阶层的管理技术和金融战略，但他同样也非常细致地展现了美国人是如何平淡地响应经济。他的基本立足点是这个系统是被人为创立的，而非自然力量的，并且它的最终形状是由各个层级与社会冲突的结果所决定。这也正是将他的研究同蓬勃增长的、检验着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家庭手工业关联在一起的地方。另外，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要研究它的历史必定要求超越局限的经济领域而覆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最好的状态是，新的资本主义史已经内化了工人史、商业史、文化史、妇女与家庭史，以及国家史（在这些子域的从业者有时会因担忧被最新的学术倾向所吞没而感到沮丧）。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覆盖全球的系统，它的具体形态取决于其独特的地区与国家。因此，马格写道，不同的“分析的地理规模”需要在分析过程中被同步地纳入考虑范围。
考虑到这些，马格缔造了一个繁复的、令人惊叹的记录，其中不仅有非常丰富的地方性细节，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格局非常大的问题：人类的选择是如何塑造产业经济的发展的？阶级是如何运用他们的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在地区层级上产生了什么形式的抵制？他的重点在于波士顿金融家在调整美国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力图使美国远离南北战争之前重棉纺行业（南方蓄奴州生产棉花，新英格兰地区制造加工棉花产品）的状况而促使美国朝着被马格称作“工业化”的方向发展。马格展示出了战后波士顿金融界的精英是如何在高速发展的美国西部，运转他们的财富来投资铁、矿井、畜牧行业和其他企业，以及他们是如何试图重塑一个有利于他们逐利的系统。他书中的章节在波士顿和美国西部间切换，这结构乍看似乎很奇怪，尤其是附上他关于这两个地区共生、融合的论述，但这样的写法却使得他能够在一个更大的变化框架下，深入地进行区域性分析。
马格的书同样也反映了近来其它的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正在进行中的美国西部的历史与民族叙事之间的融合。自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893年公开他的边疆理论后，历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在美国发展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是什么。但直至最近，西部史仍然和这个国家的经历的其他方面相隔离。同时，在的想象中，西部仍是一座充满孤独的拓荒者、牛仔和勇敢的农场主的岛屿。事实上，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来自东部的投资，后南北战争时期的西部变为了一个快速拓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踊跃出一批城市（在1890年，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百分比高于其他地区的）同时也包括现代矿业、采伐作业和其他资本集约型企业。
马格《婆罗门式资本主义》的起点是在南北战争后重建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一批波士顿人曾试图投资在启用刚获解放的黑奴作为劳动力棉花种植业上。他指出，这种努力与波士顿战前的经济状况——国家主要制造业核心地区，且工厂生产的纺织物都源自黑奴种植的棉花——相一致。但当这种努力失败，新的一代波士顿人追求复兴精英阶层，并通过挖掘向西部的投资机会而促进波士顿经济转型。这些年轻的男人几乎都不是之后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和其他作家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离群又柔弱的精英”。富有活力，有野心，有远见，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为联邦而战，几乎所有人都曾为寻找新的投资机遇而踏上的旅途。通过将城市的利益重新调整向尚未受损的西部，他们将波士顿重新成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并重振了美国经济。
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述的非常相似，马格非常因资产阶级的行为而引发的不平等与剥削，却不能对资产阶级举世的影响力的之情。波士顿的投资者将密歇根的卡柳梅特矿井重改成了全美最大、拥有现代化技术与大量新劳动力的铜矿业。美国两任总统的孙子和重孙子——小查理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设计了堪萨斯市控股公司（Kansas City Stock Yards Company）的重组，收购地皮，修建新的牛栏，并建造现代化设施。在他的指导下，之前小规模的畜牧业变得集约化、现代化，堪萨斯城也经历了一个银行业和不动产行业的全盛时期，波士顿人从中获利颇丰。
马格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写来自波士顿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亨利·戴维斯·米诺（Henry Davis Minot），他在1890年的西部的一场火车事故中逝世，年仅31岁。作为一名青年人，米诺将自己的精力都用在了鸟类学上，对研究新英格兰地区的鸟类贡献颇大。在经历了一次神经崩溃后，他终止了在一家波士顿投资公司的工作，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股票与债券市场，尤其关注西部铁安全问题。他开始踏上了为自己勘探这个地区的地形、土质和矿产资源的征程，这些因素都能帮助他判定个别铁道线的潜在盈利能力。他甚至冒险前往墨西哥去调查当地铁发展的前景。米诺的行为为其他波士顿婆罗门派大力投资铁铺平了道。马格在书中写道，他和其他人并不介意同“没有社会血统的人”组成经济联盟，只要能持续盈利，哪怕与声名狼藉的人物合作共事也是值得欣喜的。
在西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来自东部的投资和利润回归，劳工、小商人和农民在寻找各种途径，以求将经济发展引入一个更 加平等的方向。伴随着被马格称作“民粹主义者”的观念在社会中开来，他们利用了存在已久的美国式价值观。他们金融精英生产者，他们的利益源于底层普通的工人，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美国和安德鲁·杰克逊对于美国中央银行的战争时期。他们强调劳动对美国式生活的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基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承诺，并且被联邦军在内战中的胜利所神圣化。
曾有一段时期，“民粹主义者”这个名词被权威学者混杂地用于形容任何声称要替普通发声的人，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到马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马格在努力带领我们追溯这个名词的原意：它指的是那些想要用国家的名义来经济精英的力量，并为经济发展铺一条更为平等的。马格了这不是一场现代化力量和近代的、神化过去农耕生活的卢德派的战争（对农业的解释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时代》中最为突出）相反，这是全国范围内，关于低税率、最低限度监管和不受的追求利润的者之间，关于新兴秩序的形式的一场严肃辩论，以及那些认为经济企业应当被嵌入一个框架中并依照利益来管理的人。
马格详细地调查了之前很少被研究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蒙大拿州、达科他州、爱达荷州和怀俄等地区制定国家的公约诉讼。他的“民粹派”认为东部的投资者不应该在本国内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所有利润。他们提倡要着手于制定关于铁的、工利、雇佣童工、确保小农可以获得水源，以及对来自外州的投资者征税。对他们来说，波士顿人想要的首先就是一个安全的架构，来个人财产，再说直白些就是、低税。每一个大会最终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代表们需要平衡他们对公平的渴望与对资本投资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但在铁道管理上，民粹主义者获得了意义深远的胜利。比如，爱达荷州立，今天没有以激进主义的温床而闻名，就允许对铁律运费率的监管并立法机关对某些私企减少税收或给予补贴。
马格提到，由波士顿推动的西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这个城市也经历了自己版本的围绕经济变化的辩论。且不论波士顿金融精英的经济力量，它在试图扭转意志上了巨大的困难。马格写道：“私人财富无法无缝地为影响力。”波士顿当选的官员，和店主、小商人和有技能的工匠中的很多人，相比金融都对发展制造业更感兴趣。他们利用来提供公共设施、将囊括修建铁、下水道、图书馆、公园在内的公共服务拓展到劳动阶级所生活的区域，并使得经济适用房得到普及。这些都意味着令精英们深恶痛绝的提高税收。这个城市的财政系统，基于一个普遍的不动产税，“接近于主义”，一位填膺的商人这样说道。
在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渴望减少税务和社会开支的商人曾起草了一份新的城市宪章，了在市政选举中给产权人投票的。不出意料，选民们反应激烈地了。意识到了人们不会投票来自己的权， 波士顿的精英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迫切要求减少市政开支和税收上的转变，将压力在房地产商和他们的业主身上，免除商人，律师和其他非生产者的金融资产和收入。同时，他们也反对将周边城镇吸收进波士顿，这样虽增加了可用于工人阶级住房的土地，却也增加了市政开支。
马格在这个冲突中不仅看到了经济利益的正常冲突，同时也看到了一场介于两种对市的愿景和波士顿经济形态的战争。他写道，差别在1877年明晰地浮现了出来，此时正值马塞诸塞州慈善机械协会请求批准在波士顿公园举办一个工业展览会，包括蒸汽机、工艺品和其他机械产品。这座城市的精英们情绪激动地这项提议：他们说，一个工业展览会会使得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和尘土中，而这本来应该是为了鼓励大家对自然产生思考的。另外，这会损毁城市的形象。波士顿这座城市是在南北战争后，作为小型制造业的中心而诞生的，但这座城市的精英们希望人们把它当做是一个金融和文化中心。（很多年前，婆罗门教建立了波士顿美术馆）。最后，这个工业展览会并没有在波士顿公园举办成功，但精英们对于减税和缩减开支所做的努力还是断断续续有所成功的。
在19世纪90年代，精英们在市长小内森·马修斯（Nathan Matthews Jr.）这里寻找到了一个不太可能的盟友，他曾锻造出了一个机器来整合美国的资本和移民中的选民。马修斯为了减少城市的开支而动员起来。由富有的纳税人来筹措在贫穷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并不公平，他如此说道。即便如此，关于税收、开支和恰当的职能的辩论还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且无需多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婆罗门式资本主义对于日益增长的美国资本主义史的文献有着巨大贡献。有时，正如第一本的情况一样，马格的断论会超过他所拥有的。比如，有人想知道19世纪晚期的经济转型是否真的能从一座城市的区域优势角度来解释，尤其是当这个时代真正的金融巨头——华尔街被相当程度上了的时候。纽约的商人和金融家也在内战后搬到了西部，并且和在波士顿时相比，现在他们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J.P. ·摩根（J.P. Morgan）在本书的最后友情客串了一把，但是对于20世纪初由摩根和他驻扎在纽约的财务合作伙伴主持的合并运动，只有一处简短的提及。同样，在评估来自西部的投资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增长的影响时，不将其与五大湖地区——工业经济的中心地带的投资相比较是不可能的。
马格强调了为资本主义发展结果而进行的地方斗争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于地方中心的关注却是有代价的：几乎完全忽视了国家的背景。在地方或者国家层面受到时，新兴的资本家们总能在发现一只同情的耳朵来倾听他们的声音，以及诸如关税和国家银行体系、利用军队和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契约”法律判例（它一贯把国家法律中管理经济企业为违反企业的行为）都无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同样的，在合理强调当地的抵制时，马格丝毫未提在东西部都发展蓬勃、可以被称作是当时最大的控制的市动，即19世纪90年代在南部、部和西部都有广泛根基的人民党（民粹派的前身）——劳动骑士团。
通常，一位作者如何在他自己书中定义某一个主题是不公平的，但是在有着211页内容的《婆罗门式资本主义》一书中，已经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书写这个时代历史的其他方面了。尽管如此，马格的书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引发了很多痛苦的冲突。伴随着极端财富与的不平等，国家由商业，全国范围内关于税收、财政开支和经济的辩论，这段被马克·吐温称作“镀金时代”的时期与我们自己经历的过程相似。那时和现在，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制本身历时一样久远，即：是否存在调和制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陪审团依然无法给出答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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