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赵元任欲辞去哈佛大学哲学系教职归国，系主任提出须找一个哈佛毕业的人代替其职，便致函陈寅恪相邀。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说：“他回信才妙呢，他说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要来地开玩笑的说法了。”赵元任也亲口说过此事，并且留下了表情记录：“当他受邀去美国任教时，他说他不感兴趣，美国吸引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波士顿泰勒街的醉香楼吃龙虾。[笑]他在哈佛读过很短时间的书。”
其实，陈寅恪游学哈佛，在1918年冬至1921年间，为时不算太短。此外，这波士顿龙虾令人留恋，乃是良有以也：波士顿向以海味著，著名学家浦薛凤1944年重游故地，就十分留恋于海鲜之美，“某晨人城购物,顺便进海味餐店大嚼一顿”，友朋邀宴饯行，也在在不离海鲜（《浦薛凤回忆录》中册，黄山书社，2009年，278-279页）。之后，国门重开，有师友前往留学访友，就颇传回在彼间大嚼龙虾的故事；粤港的海鲜餐馆，也每以波士顿龙虾相招徕。因此，由醉香楼龙虾，回溯陈寅恪先生在哈佛以及欧陆的饮食生活，应当是饶有兴味的事。
梁启超1903年访美作《新游记》说：“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历，此后来者如鲫……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外东方各埠，如费尔特费、波士顿、、芝加高、必珠卜诸埠称是。”如果说中餐馆以杂碎馆之名风靡美国，梁氏之说大抵可以成立。但美国中餐馆以及波士顿粤菜的最初渊源，都远早于此。
在美国，我们知道，1848年发现金矿，随后淘金华工蜂拥而至，但此前，已早有粤人履迹其地，最典型的乃是厨师。1835年就有华人厨师被广州夷馆商人介绍到美国：“我已经把以下由你以前的买办介绍的四个中国人送到Sachem号上去了。他们分别是：Aluck厨师,据说是第一流的。每月十元。预付了一些工资给你的买办为他添置行装。从1835年1月25日算起，一年的薪水是一百二十元……”另有一个叫Robert Bennet Forbes的也将一个英文名叫Ashew 的华仆带到波士顿为他妻子的表亲Copley Greene服务，应该也是主要从事厨师工作（转引自程美宝《十八、十九世纪广州家庭里的中国佣人》，《史林》，2004年第四期）。这应当是波士顿粤菜的最早渊源。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到美国人家中帮仆，其中又以帮厨为主，包括捐资设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及丁龙汉学教授的标志性人物丁龙。陶行知先生1938年到访时，获得的数据也表明，粤人在美加帮厨的传统长盛不坠；三万五千名华侨中（彼时自然基本为粤人），家庭厨师多达四千人（《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34页）。
1903年第一个在纽约之外的第三大道和金温顿街开设中餐馆的李群壮，英文名叫Charley Boston（查理·波士顿)，不知是否与波士顿别有渊源（“Chop Suey Resorts”,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03，转引自刘海铭：《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3月第一期）。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美国华人在金矿生意衰落后自西徂东往东部沿海迁移过程中，波士顿就较纽约占得先机，大约在1870年即建立起（[美]安德鲁·科伊：《来份杂碎：中餐在美国的文化史》，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187页）。到陈寅恪他们留学美国的时候，波士顿已有华人千余人，皆属粤人，成为美东纽约之外的最大华埠（龚伯洪：《广府华侨华人史》，广东高教，2003年，54页）。
1917年8月，时任湖南省署交涉科科长的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之命，与林伯渠、熊知白三人以“财政教育研究考察员”身份赴美，并藉此留学美国，于1919年初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美国梵学家兰曼学习梵文、希腊文等，直至1921年秋，为时两年半（叶隽：《中国新史学之构与陈寅恪留学》，载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等编：《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799页）。因为这个特殊的“出身”，他在波士顿的生活相对优渥，得以时时“啸聚”高档中餐馆。其中最为人乐道的，就是大宴东方楼。
吴宓说：“到（哈佛）后，既受许多友好之请宴，乃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底、六月初总还席。于是发出请柬，合宴我等于‘东方楼’（Oriental Chop-Suey Restaurant），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还说“东方楼”是波士顿最大、最著名的中国大饭馆，他也是因为陈寅恪之请才“初次到‘东方楼’，见其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皆银器与景德镇上等磁器。所办酒肴，完全是、上海著名大酒馆之规模及内容，燕窝、鱼翅、海参等全备，而中国各种名酒，及各地特产之食品，如全聚德之烤云南宣威之火腿、江浙之糟鱼、虾酱等，彼亦有储存……”而此番初到之后，为其奢华所，自衬“吾辈更不敢问津矣”！（《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91页）
其实，东方楼之外，他们常去的东升楼（The Oriental Restaurant），档次也并不低。1919年6月16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在东升楼合请参加留学生组织国防会办报会议的同人，“特作扬州菜，烹调极佳，用费十九元”——相当于每月官费六十至八十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吴宓日记中所记另两次东升楼宴请，陈寅恪理应在场：1920年6月23日，“午后六时，赴波城东升楼宴聂公（云台），宾主到者三十人，费八十元，馔肴至丰美”；6月29日，“午后三时，谒巴师……旋即偕俞大维君赴波城东升楼。盖聂公亦假座于此，回宴国防会诸人也。宾主共二十人”（《吴宓日记》第二册，三联书店，1998年，31、171、175页）。
此际陈寅恪经费充裕，上得起东方楼、东升楼，更上得起红龙楼、醉香楼等等，吴宓的日记中就多有记载。1920年8月17日，“寅恪、汤君锡予自纽约归来，张君鑫海亦先归。于是七星[谓楼、顾、俞（即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及宓]The‘Plieades’也”。8月25日，吴宓与俞大维同访俞庆棠，俞庆棠提出想见寅恪，“于是、俞君及宓，于二十七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俞庆棠此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后成为与陶行知齐知的教育的，有“教育的保姆”之誉，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委员。
1920年9月1日，俞庆棠离波士顿西行，陈寅恪又与吴宓、俞大维在相偕送站后，“在某饭馆Child’s Restaurant小餐”。而在此后一月中，据吴宓日记，“除读书外，则与陈、俞、汤五六人游谈。或夕间赴Imperial Resraurant等处晚餐”。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对这家中国餐馆有过说明：“前记宓每日三餐之处。如平日请友便餐，即请往Holts Cafeteria共食。遇星期日午、晚餐，请客或自食，多乘地下电车（Sub-way）行一站，（车费美金一角）至康桥区之中心 Central Square中国人（华侨）所开之西餐馆，名 Imperial Restaurant(帝国饭馆)（较美国人所开之西餐馆价物美，故美国人亦争趋之）。”（《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90页）10月22日，吴宓日记中又再记：“晚，汪影潭约宓及寅恪赴Imperial Resraurant吃饭。”当然，吴宓之所以带陈寅恪去Imperial Resraurant，因为早在1919年的日记中即见其常去：“十二月六日晚，偕锡予（汤用彤）赴Imperial Resraurant晚饭。”“十二月二十五日阴。大雪。是日为Christmas Day。午，偕陈、汤、顾诸君，赴Imperial Resraurant午饭。”“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偕诸人赴Imperial吃晚饭。”1920年，“正月十二日夕五时，孙庸皋来，宓及锡予，请其赴Imperial Resraurant吃中国饭”。有一段时间更是天天都去：“顾君（泰来）与宓同居，至（一九二〇）八月十六日；中间在西湖饭馆作佣工三四日，故其时宓益成孤处。平日八时起，早餐后，即直赴讲堂中读书。十时至十一时上课。十一时，偕顾君午饭，多在HOLT’S等处……晚五时即晚饭，多赴Imperial Resraurant。”红龙楼，吴宓多去。如1919年10月7日，“午一时许，课毕。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楼午饭。（饭后看戏）复至红龙馆（The Red Dragon Restaurangt）晚饭，进中国餐”。1920年6月17日，“是夕，宓等宴请林玉堂君夫妇，并饯其赴法国。宓赴汉口楼定菜，不成。乃转赴红龙楼”。
这红龙楼，胡适也曾两次莅临，均在他1915年元月赴波士顿参加卜朗吟会（Boston Browning Society）期间。自认“此次演稿，远胜余去年得卜朗吟赏之论文”，毕，推荐人吴康“宴余龙楼，同席者七人，极欢”，那是当然的了。次日（20日）晚，又接受了他上海澄衷学校的同学竺可桢在红龙楼的宴请，自然也是“畅谈极欢”（《胡适留学日记》，同心出版社，2012年，298页）。
胡适海外留学多年，回国后又多次因公外访，包括出任驻美大使（当然后来移居美国不在此论），从其日记看，对上中餐馆吃饭的记录不多，事实上也去得不多。如1913年9月5日：“至春田（Springfield），入一中国饭馆午餐，久不尝祖国风味矣。”看来他在康奈尔真是不上中餐馆的。而波士顿的留学生，可是多上中餐馆的：“至上海楼晚餐，遇中国学生无数。”或许受此“刺激”，第二天（9月6日），他又记录了一次上中餐馆：“出图书馆（波士顿公家藏书馆），至上海楼午餐。”（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波士顿游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450、452页）
在吴宓日记中，陈寅恪初至醉香楼在1919年8月22日，而且也做东请客：“午后四时，（寅恪）招至醉香楼吃饭。又游于波城公园，至夕始归。”不数日，又有再赴醉香楼之举：“八月三十一日五时，偕俞大维、陈寅恪二君，赴醉香楼吃中国饭。”近两个月之后，（10月27日）“晚七时，偕陈、汤、顾三君，共约汪君在醉香楼晚饭，聊作祖饯而已。”这是吴宓日记中最后一次明确写到陈寅恪上醉香楼也是最后一次上中餐馆。至于十月二十九日宴请教务长王文显，陈寅恪有否出席，无法确认：“晚七时，赴醉香楼，同人公宴王先生。每人出资二元。”按理应该是有参加的。
可惜的是，吴宓所记陈寅恪的这几番上醉香楼，都没说到醉香楼的具体情形，更未及其龙虾之美。大约为了表示他不喜欢上中餐馆吧。比如有一次，他跟张可治上醉香楼，然后说：“宓素性不喜赴波城吃中国饭，为友所力邀，不可却，乃往。以其费钱又费时，又不消化故也。”（1920年6月27日日记）话虽如此，但吴宓之于中餐馆，却是屡上不嫌多。除前述的帝国饭馆和红龙楼外，去得较多的还有STRAND CAFÉ（海滨酒家）。如1919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携之（）往示编辑部（国防会）李、杨二君。然后至工校（麻省理工）宿舍晤禇君凤章等，偕彼间诸人，至中国饭店STRAND CAFÉ（海滨酒家）晚饭。”“八月十六日，午后二时，往邀，同至工校宿舍……携诸人仍至中国饭店晚饭。”“九月四日，夕，烈勋又来。锡予与顾君约及宓至Strand 中国馆晚餐。”“九月五日，夕，偕顾君赴 Strand馆（海滨酒家）晚餐。”“九月二十日访罗君景崇等（其寓主之女甚美，而款接殷殷，故罗君等住之），末至STRAND CAFÉ（海滨酒家）中国馆晚餐。”还有汉口楼：1919年，“六月十四日温课。午后，同人，公饯C. B. Malone先生于汉口楼，每人费一元六角。”“八月十七日晚，复同（汤、顾）诸君等，步行至波城汉口楼吃饭。”“十月五日。午，由锡予及施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十二月五日晚，与锡予、张君鑫海，同约林玉堂(即林语堂)夫妇，至波城汉口楼吃中国饭。”其间，曾偶赴琼宴楼：1920年，“八月二十三日，（与徐恩培）同赴波城，在南车站发付辎重行李。旋赴琼宴楼晚饭”。离美返国前夕，途经西雅图，则曾去过一趟上海楼：1921年7月18日，“晚八时一刻，车抵Seattle，Washton（的西雅图），裴君及宓，陪俞（秀爱）女士先赴轮船码头，处置行李船票各事。然后至上海楼，请俞女士吃中国饭”。
当然，因为议题需要，吴宓去得很不少也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醉香楼：（1919年8月17日）“午前偕汤、顾二君，步行至波士顿城中醉香楼吃饭。”“六月三十日星期是日上午，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议事会……会开毕后，宓邀（烈勋）至醉香楼吃中国饭。”“九月三日，夕，约勋烈及顾君泰来，并偕予，至醉香楼晚饭。”“十月七日晴。午一时许，课毕。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楼午饭。”“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醉香楼吃中国饭。” （12月22日）“晚，公约至醉香楼晚饭。”“十二月二十四日阴。午前即联幼华谈，旋偕锡予及洪君深至醉香楼午饭。” 1920年正月3日“汪君影潭邀在醉香楼晚饭”。“正月二十二日，又赴醉香楼晚饭。”“五月八日，在醉香楼午饭。”“六月十三日星期。午前张可治君来。偕张君及宏振赴醉香楼吃中国饭。”十二月二十七日“四时半，（烈勋）及姚君来，脱鞋袜，以热气管烘之。已而汤君归，同赴波城，在醉香楼吃中国饭。”“六月二十日烈勋、顾君泰来、张君可治，邀请赴醉香楼晚饭。”
当然也说到了醉香楼的味道：（1920年）“正月一日，午前，陪沈卓寰游观校中各处。旋偕诸人同邀卓寰至醉香楼午饭。中国肴馔，甚丰美，亦尝酒焉。”更说到醉香楼为中国留学生特别是那些贵介公子群聚之处：“五月二日。星期。忽晴忽雨。晨，顾君来。又张可治君来，振君亦来。陈、张二君强邀至醉香楼吃中国饭，只得同往。至午后二时半始归。该处座客拥塞，多皆中国之留学生，平日注重游乐，视吃中国饭为第一要事。又多中国达官贵人之子弟，在此留学，徒为名高，愚阍，专事浮华，其足迹亦常见于醉香楼。”因为味道甚好，还曾帮外地朋友前往购寄外卖的烧腊等：（1919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假中，（烈勋）来函，并以四元汇来，托宓在醉香楼为购烧鸡及腊肠寄去，俾与汪君共食。”（1920年）“十月十日：十时，独赴波城，至醉香楼为烈勋代购食物。”
如此频去醉香楼，如果不是因为话题由陈寅恪引出，真宜题为“吴宓的波士顿醉香楼龙虾”，当然吴宓也没说到他吃过龙虾。好在他后来自编年谱，在七年时，即已详细介绍了醉香楼的情形；这也是吴宓最早的上醉香楼的记录：
若为吃“中国饭”（中国同学们皆甚喜此），则必须乘地下电车，过 Charles river江桥，行甚远，至波城西南隅之南车站（South station)。车站旁，狭隘、、杂乱、喧嚣之小街中，有广东人所开之小饭馆，名曰“醉香楼”（实只一层，无楼），厨灶在门口，室内为客座（方桌，木凳，桌上中国杯箸等齐全）。每餐，米饭必备。“白菜炒肉（猪肉）丝”，“番茄炒鸡蛋”，此二菜，客到即捧出。外有许多菜，可照单随意点，但需坐候甚久。此乃真正之中国饭馆，食客全系中国人。美国人无至者，中国器具。中国肴馔。中国吃法。不但用筷( chopsticks)，而且食时不断笑喧嚷，咀嚼之声可闻（皆美国食时规矩所不许）。又饮中国之黄酒（绍兴酒）白酒（高梁酒），而猜拳，真同回到中国内地也者！一般中国同学们皆喜赴“醉香楼”。宓独以其费时、费钱、车费太多，不轻往也。（《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90页）
在美东都市，如纽约、波士顿，大抵相对地道的广东餐馆，多开在，条件也相对简陋；开在城市主街上的相对豪华的杂碎馆，多主接外人。
醉香楼既中国学生云集，宜多有记叙才是。惜与陈寅恪、吴宓同时期的留学生的记录，目前只检得徐志摩的日记和钱昌祚的回忆录有提及。1919年4月11日，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的徐志摩作波士顿一游，“上午七时从校前出发（电车），十时到康桥，在批袍台博物院浏览二小时，观察初民文化。与老李去醉香楼吃饭。三时到心理病医院心理病。六时归家”（《徐志摩未刊日记·留美日记》，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88页）。吃饭的情形如何则无一语及之。钱昌祚则通过对比，明确点出醉香楼的地道，正以其在也：
留学时每月餐费美金三十元，糖果另食约三四元。我没有如清寒学生的吃冷水面包罐头沙定鱼当饭，但中午有课时，也在早餐购备三明治到校作午餐。点的菜多是价较廉的烤波士顿大豆带小方块猪肉，烤咸牛肉悄捣蕃薯加鸡蛋，奶汤煮蠔等。如点油炸干贝、鸡派、猪排等已算多费。晚饭常至剑桥中央广场两家中国杂碎馆吃中国菜白菜炒肉片或芙蓉蛋带饭。真正中国菜要星期日午餐到波士顿的醉香楼，吃的不外是南乳豆腐肉、叉烧芥兰菜、炒龙虾等。二三人同吃约美金二三元。（钱昌祚：《浮生百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66页）
钱氏1919年由公派赴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后为中国航空工程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航空工程学会会长。他自承：“我每日餐费美金一元二角，每月另支糖果水果费三四元，月费初到美时为美金六十元，后增为七十元，又后大部份时期为八十元，已觉敷用……在二年级暑假曾获工厂工作，又蒙家中汇款银元二百元，约与美金等值。故五年在美，用款充裕。”因此可以常上馆子，所述更显真实可信。最关键的是第一次提到了炒龙虾！广东人的炒龙虾，自是一绝。后“食在广州”重放异彩，龙虾宴风靡一时，也是从广州开始的。
渊源所自，稍后顾毓琇在回忆录中说他留美期间，于1928年2月开始兼任东春田西屋公司的斯晋林菲尔德工厂无线电工程师时，同窗萨本栋博士已从伍斯特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博士，在西屋公司的奇科皮·福尔斯研究无线电机。由于都是“有钱人”，“每到周日，我们便迎来了最大的乐趣：搭电车到斯普林菲尔德（即称春田市，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找一家中国餐馆，好好享受广式龙虾的美味”（顾毓琇：《一个家庭两个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6页）。广式炒龙虾之美味，于焉可见。
与此同时，名声在外的醉香楼，也逐渐吸引美国人前往赏奇。1920前往任华侨学校教员的恩平人梁述豪，在赴波士顿游览时，见醉香楼中外食客如云，便问友人何以如此发达，友人答曰：“那美国人谓别街的华人餐馆所制的杂碎，不是真料，华埠的华人餐馆所制的杂碎才是真料。况这间醉香楼，又是老字号，所以更多人来食。”再则，随着杂碎日渐深入，不少美国人便不满足于“忽悠”他们的美式杂碎，而要追求地道的中国中餐了：“近来美国的人，多喜效中国式，如食餐则食饭，食豆芽，又用碗箸。”（《美洲游记》，广州兴华书局，1925年，45页）
周公解梦和死人说话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这醉香楼老字号有多老，但它后来愈益发达，甚至有可能重新装修升级换代。从十余年后，1934年，著名的抗日英雄，十九军军长蔡廷锴访美所遇即可见出：（9月14日）“晚上，假座醉香楼大餐馆举行公宴大会。与会人士极为踊跃。来宾有麻省省长代表昃逊市长、西林市长及高级军官甚多。”（《蔡廷锴自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345页）如此阵营，当非昔日隘陋旧馆所能容纳。
再过十年，我们可以看到，醉香楼仍是留学生的所爱，而昔日的学生如胡适等，则翻成著名的学长，在那里接受宴请：（1945年2月17日）“中国学生所组织之‘人文学会’，在醉香楼请（胡适）先生及张福运、丁树声、梁方仲、全汉升五人晚饭（主人十人）。”（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社，1984年，1865-1866页）稍早，1944年10月30日晚，著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据说后来指点蒋介石退守的张晓峰（其昀），也在醉香楼宴请了胡适（李若虹：《卜居与飘零——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文汇报·文汇学人》，2018年11月30日）。此际，他们均在哈佛。可惜胡适在留学时代，两至波士顿，两莅临红龙楼，两赴上海楼，却未曾一上醉香楼：（1914年9月）“五日……至波士顿，天已晚。以车至康桥（Cambridge），赁屋已，回波士顿。至上海楼晚餐，遇中国学生无数。” （6日）“出图书馆，至上海楼午餐。”（《胡适留学日记》，同心出版社，2012年，222、224页）留居美国后，也还曾记赴上海楼就餐：（1950年1月22日）“下午去看王际真夫妇，取回我的《脂砚斋批本石头记》。又去看袁家骝与雄夫妇，看见他们的孩子Vincent。同他们到上海楼吃饭。”(《胡适日记全编》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4页)
在通行的陈寅恪的传记作品中，往往强调他学术，以及勤于购书，对吃是不太讲究的。特别是1921年9月离美二度赴德，入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此段留学经费由当初江西省教育厅官费支付，国内时局动荡，经费时寄时停，难有保障，生活自然颇形艰苦，常以冷水面包果腹。杨步伟就说了陈寅恪在时的两段艰苦轶事，时在1924年6、7月间，她随赵元任第一次漫游欧洲之际。
一件事是，有一天陈寅恪和傅斯年等想请他们吃茶点，定下午三点，午饭后不久。本以为到了傅斯年房东家，照例只有一点茶和点心。岂知一见之下，除点心外，还有满桌的冷肠子肉等；她和赵元任虽喜欢，也没能多吃，剩下的由他们几个主人狼吞虎咽一扫而光。杨步伟不经意地说，吃茶真讲究，这一大堆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明治都很少的，殊料却引发了傅斯年的激烈反应：“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国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另一件事是，有一天陈寅恪和俞大维俩老表要请他们夫妇看一场歌剧，但把他们送到门口就要走，她便问：“你们不看吗？”陈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杨步伟：《杂记赵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1-52页）
不过苦中有乐的是可以大吃中国的上物——腰花！腰花在欧美——除了法国——基本上不受待见，甚至形同弃物。杨步伟在时，每次跟那班留学生一块上中餐馆，都会看见陈寅恪点炒腰花（因为穷，约定各吃各的），所以后来回到与赵元任同任国学院导师，且同吃同住，“我总叫厨子做腰花，可是他一点不吃。我说：‘你在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说因为腰花最便宜，我回他在中国可是最贵。所以以后我们就不买猪腰子了”（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24页）。再好的东西，吃多吃腻了也是个问题。
其实陈寅恪在德四年余，生活并不是一直如此之苦，至少1921年至1923年间马克暴跌、金马克改制之前，应该可以轻松过上优渥生活。试想想，徐悲鸿和蒋碧微因为官费不继，在巴黎呆不下去了，1921年夏“逃”到，都可以好生对付一年（《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76页），陈寅恪更加可以。事实上也是，李璜在《忆陈寅恪登恪昆仲》一文中就多记其下馆子事：
（陈寅恪）与（曾）慕韩相识之后，即时嘱登恪约慕韩与我至寓或下午五时共同把酒清谈于康德大道街头之咖啡馆中……我参加此一酒会有两月之久，计每周至少两次，除寅恪、登恪、慕韩与我面外，有时白华与俞大维先生亦在座中。
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我无意中和还有曹谷冰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很雄辩，曹等三人都说不过他，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
（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等编：《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806-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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