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子女：美国的学研究主要世界形势以及重要的国际动向，俄罗斯研究更加如此。冷战期间，美国有大量的研究关注苏联；大学、学术期刊、的研究资金以及基金会都偏好俄苏研究专家。冷战之后，出现新的国际发展动向，比如中国作为一种全球力量的崛起等，围绕这些主题的研究热潮超过了俄罗斯研究。但是，自普京上台后开始在欧亚地区与美国展开强大的军事、经济竞争，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研究的重点。
不过，我想说，目前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情况不同于冷战时期。在过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同时也是地区研究专家，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历史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今天的情形则不同了。现在美国出生的研究俄罗斯的科学家们，很可能对于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间不同的认识，只是有没有“八字胡”的区别；对于两位——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了解，也只是知道一个有大胡子一个没有而已。与之前地区研究专家相比，现在美国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专家则被训练成“科学家”，研究方法效仿物理学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冷战时期学者出于对学术的热情充满争论，对俄罗斯以及外交政策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进而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遏制对共存。而现在美国学界则缺乏这样的争论，表现出更多的趋同，特别是在评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行动时，大部分的分析评论简单归于“普京做到了”，认为普京主导了整个事件。而且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最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普京做到了”的学术来自于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而不是任何知名的俄罗斯研究科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资本、强制与后主义国家》一书，以苏联与波兰为案例，比较了这两个国家不同的转型径，他们的不同主要是什么？
伊斯特尔：这本书主要通过比较苏联与波兰建立新税制的过程。以税收制度为研究切入点，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在波兰、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斗争如何塑造不同的与财富格局。
伊斯特尔：我的研究采用“财政社会学”方法，对旧体制下的财政危机、收益谈判政策、社会规范的培育、国家财政能力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因此也可以看出，我的研究强调的是国内因素对结果的塑造，而IPE强调的是国际因素。我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研究获得灵感——强调“各种资本和强制的组合产生出非常不同的国家”。
伊斯特尔：是的。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发展的结果没有朝着新主义思想的政策假定发展，这是对后主义制度发展期待失望的原因。对于俄罗斯的转型，假定俄会重新定义与经济制度规则，并赋予促进这些机制根本变化的行为者一系列新的激励机制。我记得1993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在举办的会议，当时正好俄罗斯议会遭到总统的羞辱，会上一位资深的美国科学家把一本美国掷于桌上，说道：“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俄罗斯只需要采纳它就可以实现。”这个言论的目的很明显，但他几乎没有考虑到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制度的发展。
更具体地说，我在书里指出，“强制”在俄罗斯中依然存在，监督和法律约束都很弱。虽然一些经济资源转成了私有财产，但最有价值的资产仍然是特许经营，国家从来都没有完全放弃对它们的拥有权。而且对于强制的边界总在不断变化，它发现很难自己原本划定的规则。事实上，领导人从来无法就划线范围达成一致，或许他们从来就不想达成一致。与此同时，社会精英阶层四分五裂，而且他们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性，也无法对资源提出声索。最后的结果是，强制不是服从于制度约束，而是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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