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中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
作为一个国际家,首先应该能界格局中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如果在国际斗争中于别国的压力,不能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那就不能称其为国际家。是一位界上声誉卓著的国际家。他的声音曾经震撼世界,他高超的谋略改变了20世纪世界的格局。
作为世界著名的国际家,从小就养成了自主地处理问题的能力。他的这种能力是与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全面了解分不开的。
“我不想去欧洲,我对自己的祖国了解得还不够”
在韶山时,已读过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瓜分中国的国家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直到19岁才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深感世界之大,饶有兴趣地研究它。他从日本歌曲《黄海之战》感到日本的美、日本在打败之后的骄傲和强大。
他从《传》认识美国,“经过八年苦战,获得胜利,并建立他的国家”,《1936年同的谈话》,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还从《拿破仑传》认识法国,并从《叶卡杰琳娜女皇》《彼得大帝传》认识。
他睁眼看世界,经过比较,深感“中国四千年之,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上实下虚,上,下无聊”。(《早期文稿》,第507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
“现在国民性情,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家,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见于《早期文稿》,第639页,第364页,第368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
他地学习,阅读亚当·斯密的《原富》、的《起源》、斯宾塞的《逻辑》,在长长的书单子上还有卢梭、克鲁泡特金、约翰·斯密勒等作者的名字。凡是他能找到的书都认真地读,不但读而且写批语,做笔记,并且天天读报,不懈,从上他知道社会主义,看到“的,潮流侵卷,自西向东”。
在讨论种种学说,探寻不同的时,是取的态度,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不加议论,著作不引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真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为了更直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资本主义,新民学会的不少青年决定以勤工俭学的方法到法国留学。积极支持,主张新民学会的同志到世界各地去考察,一个或几个人去开辟一个方面,因而亲到与蔡和森一起进行准备,筹措经费。他决定不去欧洲,是因为觉得自己对祖国了解得不够,他说:“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更有益处。”(《1936年同的谈话》,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920年他送友人上船赴法后,从上海回到长沙开始着手筹建共青团。
出洋和留在国内,他选择了后者。他留在国内,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奠定了他在的地位,他留在国内,出席了一大并当选为,从湖南一省的领导人跃身参加中央的领导,他留在国内,领导了农动,从而为他在苏俄道之外寻找中国道打下了基础。
他的独创,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决定了他以后一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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