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会，成立于1977，今天是其40周年庆。最佳史图书是该学会每年颁发的最重要项，张玲的这本书是该项获历史上唯一一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她摆脱了“人的历史”的，围绕黄河、华北平原、北宋，呈现出他们从登场、相遇，到交缠、分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也同时展现了被人为构造的塘泊、湿地和不受拘束的黄河之间的联系。
张玲认为，北宋时期对塘泊的管理对今天的治理具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北宋时期的管理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张玲的书中，许多有关塘泊的具体案例都涉及雄州。张玲解释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雄安新区有一定区划上的交叉。
张玲在书中专门谈及，为达到巩固边境的目的，北宋重塑了当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观。但张玲的研究发现，这种大规模自然的行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经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积水积涝、水质、土壤盐碱化等。随着自然的，人口与经济也滑向了衰落。
“从那以后中部的经济状态一直在走下坡，人口即便有所恢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稀疏的。”张玲说。
张玲在谈及中国当下的治理时提到，面对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只有当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过检验之后，我们才能以一种更为全面深刻的方式去思考和解决今天日渐复杂的问题。
区别于以往的以人为主体、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学著作，《北宋中国的一出戏剧》的故事中心在于黄河和、河流和平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如何联系到了一起，如何产生冲突，又如何在80年后突然分开。
在这本书中，张玲非常有意识地要写一个不同于“人的历史”。她认为，历史不一定以人为主角去书写，一条河流、一个平原、一座山、一片森林都有书写和创造历史的可能。这是史研究对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大贡献。
“我花了好多时间研究农业历史及手工业、人口、商业等问题。但在那个过程中，我读了不少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关于各类灾害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到黄河的以及华北地区自然景观变化的材料。”
她当时就已开始思考，这些长时期的变迁以及短期内的问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群的生活状态带来的变化;另外，这些变化与行为及政策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2009年，张玲离开英国，在哈佛大学中心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离开哈佛，在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又做了一年博士后的研究。
“这三年里面，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哈佛中心是一个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我的指导老师是研究远古地质科学的，但他也很积极地关注当代气候变迁、变迁、全球变暖等课题。他是奥巴马和能源问题的顾问。”张玲说。
北宋时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省。包括“西”、“东”在内的这片区域大致位于白洋淀以南，以现今的雄安新区一带为北界。
当时，作为北宋和契丹(辽)之间的边境地区，这里多元文化并存，、军事、外交、社会以及问题交织碰撞。
据史料记载，宋仁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改道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开封)守将杜充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黄河改为南入黄海。
张玲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黄河、，这两个本来是相邻的，但不是彼此交叉的个体，突然之间在同一空间内介入对方，联合到一起，彼此交叉，成为了一个集体，对于我来说，这个现象本身常具有戏剧性的。”
实际上，在黄河进入之前，中部已经挖掘建造了大量塘泊(由众多的河流、沟壕、堤堰连接的湖泊群、草泽地和一些水田所构成的水系，是北宋的北方国防线)。张玲认为，黄河的突然进入，一方面在短时间内给这些塘泊带来了大量水源;另一方面黄河长期携带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积和枯竭，给塘泊管理带来了危机。
张玲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军事还是水利方面，北宋时期的史料记载中有大量关于黄河和塘泊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官员认为，黄河进入，让塘泊整体面积变大，对不舟的契丹人来说，会给他们的军事入侵带来困扰;另一部分官员认为，从淤泥的堆积情况来看，黄河给塘泊带来了各种各样长期的危害。
于是，在北宋时期，的政策常常是在强令黄河改道和其自流之间摇摆。“前十年可能往某一方面努力，却发现那些努力有问题，带来别的问题，于是在下个十年政策回摆到相反的另一方面。”张玲说。
而同时，小规模的对抗也每天都在上演。居住在的当地百姓会偷偷地将修建的塘泊、堤坝决口，以此从塘泊中疏导水源用于灌溉。
北宋时期的拥有白洋淀和周边的天然湖泊，以及无数人工制造的、人工挖掘的塘泊。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北宋对战略和防御的考虑。当时，对塘泊严格管理并不是从的角度出发来管理水资源，而是为了创造一种有效的、有意义的军事地理。
近几年，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凸显，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与雾霾、黑臭水体这些显性的问题相比，湿地造成的影响常隐蔽的。
“湿地的生态意义是长时段的，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对湿地的研究应该是问题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湿地的认知需要时间，不仅而且社会群体和普通百姓应该花时间来认识和了解湿地的重要性。” 张玲说。
张玲认为，北宋时期对塘泊的管理对今天的治理具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北宋时期的管理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在灾难来临时，在灾害对国家的核心利益带来极大的影响时，才不得不迫着想办法去抵御面临的问题。
而对于如何在大尺度和长时段的框架下、如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及如何更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及改善人和的关系，北宋无此能力。张玲认为，在这方面，和社会可从历史中学习如何去设计具体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在张玲的书中，许多有关塘泊的具体案例都涉及雄州。张玲解释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雄安新区有一定区划上的交叉。“现在的雄县在中古时期处于拒马河南方，北宋的北部。”
据她介绍，这一地区海拔很低，历史上经常积水，形成许多自然湖泊。这种地理状况导致这一地区的人口居住和耕地面积有限，人口的密集度也相对较低。
“当时的北宋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研究怎么让这个地区变成一个的边境。”张玲在书中专门谈及，为达到这一目的，北宋重塑了当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观。比如把周边的水资源引入湿地，使其扩大成湖泊群;对不舟的契丹人来说，那种独特的地形地势会给他们的军事入侵带来困扰。
但张玲的研究发现，这种大规模自然的行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经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积水积涝、水质、土壤盐碱化等。随着自然的，人口与经济也滑向了衰落。
“从那以后中部的经济状态一直在走下坡，人口即便有所恢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稀疏的。”张玲说。
眼下雄安新区的出现，将导致大量人口涌入这个地区，伴随而来的可能将是大量的经济需求、大量的建筑开发，这会给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会有积极的影响。在短时期内，这会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强大的刺激，制造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个地区能得到很多政策的扶持。”张玲说。
她也认为，从长期看，经济发展不能以恶化、生态失衡为代价。雄安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关注这个地区的生态各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到古建筑、古代遗迹的。
“不以人的和为中心，不以经济利益的成长为唯一目的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防止大的灾害、大的危机在未来出现。”张玲说，这是她目前最关注和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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