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性质是什么？思考人类主观能动性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异对人文地理学研究会造成何种影响？人类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群体，人类之间的联系不是杂乱无章的或者随机的而是表现出一定的秩序。人文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发现人类活动的“秩序”。这就引申出另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从哪里寻找这些规律？谁或者什么因素创造了这些规律？当代的人文地理学家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来概念化社会互动。这些方式的选择就是通常所说的哲学流派的选择。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文地理学领域对社会理论的兴趣开始兴起。在1980年代，人文地理学定位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讨论出现在各种文献之中。这里有两点与这个转型时期有直接的关联。第一，用当代的眼光来看，1960年代的自然主义把人文地理学家变成了在“野外寻找猎物的鹅”，试图寻找空间规律的，以实现地理学的“科学资格”。他们推动地理学成为一门形态科学，人类消失在地理学的研究中或者被纳入抽象的机械的模型之中。直到人文地理学从主义的中逃脱（所谓“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对主义的激烈终结了区位论主导的时代，也使人文地理学对社会的关注开始升温。第二，作为一种地理学的历史的反应，可靠性研究的“背景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学术上的调查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所以被认可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特征是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不可避免地成为时空的产物。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理论的结合，使这个学科变得更加丰富多采但也增大了研究的难度。
马克思主义通常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特别地解释世界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生产模式，生产模式的不同定义了社会特征。例如，资本主义是当代社会的生产模式，涉及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地看待自然的方式。生产关系塑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的其它各个层面（比如法律、和教等等）。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内生性的也是不能避免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地。
马克思主义像主义一样并不是一系列静止不变的概念。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研究在经典的著作中被重新解读和修正。许多视角通过不同的来解读和审视地理现象，但是它们研究的本源是相通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者，理解当代的社会状况和预测未来社会状况，需要详细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当代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下才能被更好地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基础的自相矛盾了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生产模式的转型，这对理解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的经济系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方面提出了以下三个相关问题：
1.假设所有的社会经历或将经历相同的历史发展序列，其有效性是什么？接受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或一元论叙事有什么原因？
2.视社会变迁为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效性是什么？马克思理论的亚结构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我们理解的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性质之间的是否存在冲突？
3.经济的阶级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包含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使经济基础决变成一种共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是否在生产方式的实践中被发现？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清楚什么样的积极回应才是被接受的？什么样的研究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第一，如果你接受主义的认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适合。因为无法观察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结构。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研究解释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事件的意义是隐藏在个体之外的。个体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充满了错误的观念、角色和，这样影响了它们的日常生活。
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1990年代之后，在社会科学内部，对马克思理论的概念化与研究的相关性的质疑在增加。新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认识论的兴起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论地位，提倡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转型。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女权主义兴起。女权主义对当代的地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了解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和两者之间的异同对人文地理学者来讲，非常重要。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父权制／父权社会，通过理解男女之间的历史关系来作为分析社会秩序如何运作的基础。在大多数的社会，男女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通常是男性主导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联想，女性的主要功能是繁殖后代、做家务。因此，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而从属于男性，这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假如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被修正，因为性别关系和性别与经济的关系就必须被认为在上层建筑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因金融机构中女性员工比例过低，尤其是精英女性过少？经济地理学已经意识到在金融业中生物性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引入神经经济学视角来解释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更广泛的是行为经济学带来的政策影响和热门争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过后，英国财政部特别委员会通过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主体有更加本质性的理解。他们认为，2000－2008年金融化加速时期，批发金融业务的过度风险是因为金融业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比例过低造成的。这种性别失衡带来了严重后果，在金融市场中缺少女性的悉心和，而着过多男人的冒险，被McDowell称之为“睾酮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是，它也是一个全面的、整体性的理论，通过引入更大尺度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个体行为。经典的女权主义要求女性必须从各种社会事件的传统的定位和意义中出来（也许这些女性并没意识到“她们压抑”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只有当她们意识到这种根源所在，她们才能从这种中摆脱出来。因此许多女权主义方面的研究的可信度上经常被打折扣。他们的元理论的本质意味着理论和研究的关系并不是简洁的、直截了当的，任何的建立在错误的意识上，都给从解释学上的解读制造了特别问题。不论你站在自然主义还是反自然主义的立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宏大”的理论在性上都是存在问题的。
假如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父权制的情况要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学术工作的日常活动。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出发，Rose提供了一个抱砖引玉式的解释：男性学者是如何地理学学术界的？她认为这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谁可以生产地理知识？谁的研究又能有更大的力和性？如果让我们接受这种论断，那么必须证明其他哲学流派是不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的思考方式呢？其他流派的研究是不是存在性的问题？Rose本人了知识的定义（认为往往是男性的痕迹过重），她认为这些所谓的的思考忽略了情感、价格和学者的过去。但是大部分的学者包括女性学者并不一定认同女权主义的合。
作为宏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局限性引出了其它的哲学流派的社会理论比如：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处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方式。很多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版本（至少含蓄地）把社会当作一个机械的模型，单一的人类个体被处理为一个巨大的齿轮中的小的齿轮（where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are represented as so many cogs in a larger wheel）。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资本主义被看作成一个机械系统，有其内部的逻辑，而个体被简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中消极的中介。这种本体论的认识，遭到人文主义学派激进地。人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理论，而是各种强调人性的各种观点的汇总。人可以是创造性的（或者性的），沉思的（冒进的），总之，人是一种情物，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带有情感一面的。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任何社会理论如果忽视了人的情感的特点，那么这个理论都是有瑕疵的，因为它并没有考虑主体最基础的性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主义，把人抽象为模型的做法都是过时的。
从这个立场出发，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假定很多看似的伪装，实际都和人类的内心进程有关系。Consciousness和intentionality是这个领域研究的核心概念，人类的意义和价值观被强调。这是关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一个积极的观点，了关于人类行为任何决定主义的解释。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解释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版本的消极解释是直接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是结构的概念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深埋在社会内部，依附于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都有一定的内部逻辑。在这样的体系中，个人变成结构的承受者，因此这样的视角很少关注和个体资本主义者对工人的剥削和利用。“责任”和“意愿”都被从单一人类个体的世界中移除，赋予了一个超越个体的实体，资本主义体系。
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做出各种好与坏的区分，包括商业世界。我们整个法律体系依存于一个基本的假设，人类是情感的负责任的，有权选择是否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做或者不做。人文主义学者认为，我们不能把这些和情感因素抽象为一个系统，因为这种处理手法是人性的。
如何正确处理结构和人的中介作用之间的关系呢？很多社会科学领域，包括人文地理都受到Anthony Giddens关于结构和中介关系的理论的影响（structuration理论）。Giddens强调，我们需要认识到结构的二元性，结构和个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人的主观能动性既依附于特定地背景（结构）之下，又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起到积极的构建作用。根据Giddens的研究，关于社会的分析设计三个层面：结构、制度和中介。结构和中介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渗透。结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者激活人类的活动，同时人的中介作用，通过个体行为，重组或者影响制度安排和结构。除此之外，Giddens扩展了结构的概念，除了经济、和法律之外，还包括语言的沟通的结构。在这个层面上，Giddens把解释学的重要性引入到它的结构理论中，它把这个structuration theory定义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体说来，Giddens试图拆除个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而赋予个体更多的。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影响是全面而且深刻的。从字面意义上看，后现代主义源于对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或者说一元论的叙述——社会的转型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马克思的目标是发现资本主义运行的普适性。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尝试类似于自然主义的解释，马克思试图建立类似于“硬”科学中自然规律的社会。而后现代主义，承认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认为社会秩序是片面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Cloke认为后现代主义常难定义的，但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状况；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
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涉及一段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后现代的状况“占主导（参考David Harvey1989年的著作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总结后现代的特征，但是它包含一种在艺术、建筑和文学领域的文化表达，这种表达和一种特定的后现代风格相关。而地理学家关心的是后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哈维所指的“时空压缩”。时空压缩描述的是一个收缩的世界，空间之间的摩擦随着社会互动的增强而日益被克服。后现代的状况是否是足够的与众不同以致于可以重新定义一个时代还处在重大的争论中。然后，在这个像后现代的转型中，空间成分使许多地理学家变得非常兴奋，他们看到了地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空间和地点成为在理解社会中的重要概念。这让地理学家声称后现代主义给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遇和调整。通过面对这次挑战，地理学家将重塑人文地理，并把它置于新的人类社会研究的范例的非常中心的。在这种新兴的研究中，社会被看作一个“时空结构”，各种人类活动的细节被刻写在这个结构上。因此，地理（并非地理学）变成各种社会科学都要关注的中心话题。
另一方面，后现代的状况该如何被研究呢？后现代主义又被解读为一种方法。为了避免一元论的叙述，后现代主义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后现代主义欢迎差异，认为没有一种特别的社会理论是有的。对语言的关注是对后现代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家把解构作为分析和理解文本的一种方法。他们的目的是解开，解构不同地深藏在文本中的论述。因此，知识被视为多重的和情景性的。对于社会关系的和人文地理的解读也出现了多种方法，支持各种小众化的理论的出现而不是现代主义中统一的一元论的叙述。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后结构主义进一步使对知识的理解变得不稳定。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者提炼了一种解构的方法，被设计用来揭露文本、语言和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被视为是不的，充满了文化的并给世界一种虚幻的秩序。
然后不论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引来了人文地理学内部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研究人文地理（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灵丹妙药。它们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关于当代社会性质的观点和恰当地思考、研究社会的方式。这些理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选择。但各种方法的“包容”又是其最大的缺陷。认为各种解释都是有价值的，这种方法削弱了判断各种解释是否最优的基础，而且使研究的性的建立变得困难重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因为这种“相对主义”而被人广为，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本体论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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