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当然还是要过下去的，只不过寒冷的风全被错过了。她爱上他了， 迈着东方女孩轻巧的脚步 ，在风中快乐地奔跑。
她属鸡，成年不久，相信全天下的爱情都是免费的。她幻想他是她的土耳其王子，叫嚷着自己就要去土耳其做王妃了。这个世界的爱，一定是参差不齐的。说完这句话，她自豪地停顿了一下，然后一整脸灿烂的笑意：我们之间，一定是他爱我多一点。
她和他，谁都说不出纯正美式发音的那种腔调。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姑娘，生长在地中海以北的男孩，两个人说的英语，各有各的乡音。不像成绩很好的留学生，拿录取通知书进入大学，他们在读的是语言机构里的最基础一级的英语课程。一两个土耳其人，几个中国人，其余的都是沙特阿拉伯人。尽管是在美国，这一整个班里，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亚洲的脸孔。
入大学之前的语言学习是分级别的。因为级别不高，课程不多，任课老师也只有两个，一个叫大卫的发音课老师，一个叫艾妮的语法课老师。生性浪漫的美国人，喜欢旁观别人的暧昧，创造机会让他们两搭档，对话，互相找语法作业上的错误。
他有很好的土耳其朋友，她有形影不离的中国女伴。两个人最先在Facebook（美国的社交网络）上聊天，话题就是围绕着自己身边亲近的朋友展开的。谁谁谁在食堂和一个美国女孩搭讪了，谁谁谁每天都去学校的健身房疯狂健身，不知道她整天趴在桌子上自言自语地说什么，他早上为什么问老师那么不礼貌的问题。
和任何一段恋爱一样，说别人的事，说海边的潮汐，说边晨跑的狗，闲杂的人和物通通聊完，才恍然不是自己才是主角吗？这才慌慌忙忙地说了那些最重要的情话。大半个学期过去了，他们一边查字典一边在Facebook上聊天，关于其他的人，关于小狗小猫的话都是斟酌再三，思来想去的。是啊，这么多话，唯独一句‘我爱你’是脱口而出的。
他们开始恋爱的时间里，她和朋友们聊土耳其烤肉，聊土耳其的茴香酒，聊土耳其妇女穿的羊绒皮衣，聊她的土耳其男朋友是不是和她一样正在好奇着中国的一切。仿佛，她已经嫁去那个国家了。看她那副傻样子，就知道她是真的离不开上他了，尽管是发了誓不在外国和外国人谈恋爱的。她说，外国人是外人，她又说，俗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现在看她，就知道她立下的誓言是和她背过的单词一样的命运，转身就忘。
Manhattan最爱的是奥尔罕·帕慕克，他常拿着一本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在课间读。虽然被老师劝诫过读它的英文翻译版本，以此提高英语，他还是地抱着这本书的土耳其语版，一下课就到教室的角落里读。
尽管衷爱文学，他却从来不仔细说他的梦想。不知道，他想做一个记者、编辑、文学评论家还是小说家，又或许，他有一个大如获得诺贝尔的梦想——像帕慕克一样，吸引全世界去讨论土耳其文学。被问到梦想，他本不该这么沉默，尤其是面对着这个滔滔不绝说梦想的中国女孩。做歌手、演电影，成为生意场上的女强人，做教育家，她的梦想和梦一样，未必要到隔天，睁开眼就是另一个。
在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之前，他们这一对恋人， 其实就是众般情侣之中的一对而已。 一直到二月过到尾声，这天是美国的总统日，全美放假。学校食堂里的人很少，零星地加起来，不过十几个。突然从男厕所里发出一阵一阵的叫声，仔细一听，像是受了伤的一种哀嚎。接着，食堂里的学生被要求全体离开，然后四辆警车尾随着一辆救护车停在了食堂门口。厕所住，不过可以通过食堂的玻璃门透望到一些蛛丝马迹的现场。被担架抬出来的是一个卷发小伙子，鼻腔流着血，双手不断抽搐。六个走在担架两旁，走在一前一后的拿着枪。
他是土耳其人，父亲是本组织的。据说，本组织里的人个个个性凶悍，这次，这个土耳其男孩是遭到他父亲的暗杀。这是之后几天里在食堂清洁的员工最热烈议论的一件事。多么锦上添花，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
最后确认他身份的人，是当时在男厕所打扫的清洁工。是他打的911，案子就发生在他进去打扫的时候。他说出了这个土耳其男孩的名字，因为他看到了他书包上挂着的学生卡。“当时他带着伤进来，用水不停地洗伤口，看见我就赶紧拿纸巾包着伤口。真正厉害的是一包药粉，他手臂上的伤并不严重，他是服用了那药粉后，突然变得抽搐，鼻腔流血，很痛苦地叫着。他的声音一会儿很大很，一会儿虚弱又无力。不过我是挺冷静的，立马拨了911。”
学生卡上写着的名字是Manhattan，也是这位清洁工说出来的。多亏有他，多亏他知道土耳其男孩叫Manhattan。她才不至于以为她的土耳其男友是抛弃她而消失了。不是一个抛弃了她的人，却拥有一个无情的与本有关的亲人。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和你说过什么；他父亲在哪儿，你见过吗？他家里的情况，你一点儿不知道吗？有什么朋友，他常常去见的朋友里，总有几个可疑的吧？继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也来找她。
她的答案很简单，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她真的不知道，并不是因为她的英文不好能表达的有限。他的可疑的父母和朋友，他身上任何和有关的事情，她一点儿不知道。他和她在一起，沉默居多。因为爱情，她把这种沉默理解成一种孤独的气质。然后到现在她终于理解他的沉默了，他沉默是因为要她。所以，她说对了：我们之间的爱情，一定是他爱我多一点。
终于摆脱了联邦调查局的人，终于买好了回国的机票，终于可以让生活回归平静。她了，不被联邦调查局禁足，不被私人侦探。她的，不得不感谢他的死亡。是抢救无效吗，是在医院被暗杀了吗，关于他的死，她没办法多知道一个字。
“当我走遍波斯国那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积雪覆盖的山脉、哀伤忧愁的城市，递送信件并收集税款时，我发现，我已渐渐淡忘了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小恋人的面容。”
她开口念这本书上这句和爱情相干的话的时候，竟然觉得自己老气了很多。是啊，能淡忘吗？ 土耳其男孩的面容。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这个春天，因为有一个叫Manhattan的土耳其男孩，映山红都开晚了。
这间老人公寓里新搬进来了一个男人，叫奥吉。在他的身体发抖生疮和萎缩前，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教了三十多年的战争文学。他大半辈子都在前线的战场上，儿子在伊拉克的战场上，孙子在海军部队里服役受到了总统的与表彰。显然，战争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借由战争获得了一种形象。但令他备受瞩目的不是这些，公寓楼里的老人们议论的是他和那个亚裔女孩儿的关系。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自从他搬来，每个星期五会来看他。
早上九点，颜苏进了老年公寓的电梯，这栋楼里的人们又议论开了。老人们总寻觅不同的词汇来形容他们渴望议论的人，空泛的字眼透过他们的哑嗓子，勉强勾勒出这女孩些许的东方气质。
他们在向公寓管理员抱怨的时候，可以就一根漏水的水管说上好几个钟头；他们在身体检查的医生面前，细致到说起自己的舌头和指甲。是的，他们把生活的实在劲儿都放在这些琐碎的事上了。然后，他们用一种最最淡漠最阴沉地语调来谈论每一个人的和情感。他们说：迷茫害羞的小女孩爱上那个干瘪沉沦的老军官了，她每次走进电梯都流露出那种蠢笑。
奥吉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和他渐渐熟悉起来。终于有人开口问，嘿，奥吉，你真有本事，那个年轻女孩是谁？
她的大把时间耗费在和他的闲谈中，他们聊天，时间长得出奇。她在话的一开始就坦然她对他是多么珍惜，从开始，以为结束。他们的对话，让人看到一个年轻人的美貌与，又让人听到一个老年人的苍老和无奈。醉酒的士兵爱上舞女郎，军队里的文艺女兵搭讪了老流浪汉，无头的尸体在草场留了一的血迹。他讲战场上的往事给她听，她讲在中国城茶餐厅里的给他听。一个刺了龙的苏州男人被几个印度毒枭盯上了，每天都去店里买烧鹅的女人终于了她和养子之间的爱情，一个攒了九万美元准备年底回国的女工突然了。
他和好奇的老人说起她。在他儿子还没有战死在伊拉克之前，她寄宿在他儿子家。她英语一般，只能应付日常交流。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他说，那是一个晒满了太阳的星期天，她是一个比阳光还耀眼的小女孩，而那绝对是一次被刻意安排的碰面。她多么快乐啊，她跟着孙子叫他奥吉爷爷。
她的出身是很小的县城，如果不是自己要求出国来见识，大概一辈子也就混一个骄奢的小圈子，日日在麻将、美容中度过。她第一天到美国就被出租车绕了，又被租房子的中介骗去了几百美元。面对异国的一切艰辛，她却能细致地回忆出骗她的中介是个很帅的帅哥。真是个性率真的孩子，在忧伤和喜悦交错的每一天中，她总能为自己找到通向的出口。
她寄宿在，一户温馨的五口之家。奥吉，作为一个爷爷，他对她的喜欢是很执意的。他一开口和她说话，脑子和口齿立刻变得活络了很多。
突然，奥吉的儿子、家里的男主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孩子们的母亲为了逃避伤痛应征了德法边界一间小学的英语老师，带走了最小的女儿；刚满二十的大女儿仓促出嫁，在边上的小镇嫁给了个瞎眼教士；为了传承家族光荣的，家里唯一的男孩申请了去服役。这温馨的家散了，面对这个家庭的不幸，她只能命令自己接受。人们不记得曾经无比温馨的五口之家，只记得这个家的和了。房子租出去了，她离开，转去南卡的一个州立学校。
奥吉接着说。我有时觉得她不过就是个孩子,有时又希望她快快长大：“我孙子在军队里，还是单身哩。”
并不像公寓老人们议论的那样：害羞的小女孩爱上干瘪的老军官了。她爱他，因为他把自己的世世代代都奉献去国家了。
奥吉说，他爱她。听老年公寓的人说，“他的孙子回来了,到了春天会和她结婚。加上奥吉和颜苏，原来破裂的五口之家重新又凑起来了。”这是一种传闻，但不见得是真的。
波士顿芬威球场，是波士顿棒球队红袜队的主场。在波士顿芬威球场附近，有一个布置别致的公寓单间，蓝白色墙面，带一个阳台。张小姐在这间公寓住了二十二年。从十七岁来美国求学开始她就住这儿，在四川人开得火锅店里切菜，在商场里卖晚礼服，在美国人家里做小学生的中文家教。张小姐年轻时体态健康，穿露半身的紧身上衣，喜欢在阳光下和人微笑。后来，她做了单身妈妈，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女孩。因生产体没有恢复好，早早地失去了年轻时的一切美态。
一转眼，女孩从依偎在妈妈身边的小孩子长成了一个样貌清秀的女学生。和她妈妈当年一样，十七岁开始申请大学。她的生日在十二月中旬，这个笑起来和马樱丹花一样明媚的姑娘，收到的礼礼物是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从小跟着妈妈去做工，在华人饭店的厨房角落、在商场休息间的沙发上、在美国人家漆黑的地下室里，她对人生的见识从这些的小地方开始。幸而妈妈工作的地方，总有好心人塞一些零食到她手里，而妈妈来接她走的时候总会用力紧握她的手。成长中的小小温暖，能给她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送女儿进哈佛大学学生宿舍时，张小姐哭得伤心极了。不仅是因为不舍，是她撞见了一个人。他曾经是波士顿红袜队最有名的棒球运动员，年轻时爱好体育的张小姐，是他最的球迷，以至于她从未搬离过芬威球场的公寓间。对她来说，住在那个球场附近，才不会远离自己年轻时的时光。而她最值得记忆的，就是那会儿了。他来送最小的妹妹上大学。他不认识张小姐，把她当做一位寻常的家长。
她把和他有关的收藏从箱底拿出来，海报、球帽，一叠一叠地信，她一件件摆出来的时候，愿望是让自己立刻死去。他曾是球队里最优秀的先发投手，她曾是球场上最羞怯最的球迷。他很有天赋，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辉煌的瞬间；她迷恋他，作为女球迷，她把年轻时所有的和爱情都留在他身上。张小姐是幸运的。她写信给他，写大段大段支持他的话，终于有一天，他回信了。这位天真的姑娘，得知他没有女朋友，在信中和他告白。也不知她哪儿打动了他，他回信约她见一面。她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在自己打工的晚礼服店里买下一件最衬她的衣服。那天晚上终于来临了。她穿一身用金线绣满花朵的丝绸长裙，在春风中占尽风头。
她是那一晚怀孕的。她只记得夜色里，一支枪抵住了她的后背。一个手腕上有伤疤的白人男子在她身后，他一身的酒味，喝得很醉。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美国社会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在当时，饮用烈性酒正是街头犯罪的催化剂。在边发现她的人替她报了警，美国警方只能尽力寻找罪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急切要去打掉孩子的时候，突然在上看到他结婚的消息。他作为伟大的棒球员，结婚的消息登在头条，而她被的消息在同一份同一个版面的最底端。她对一切都了，被人扶着从医院走出来。她要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人陪着，她的日子是混不过去了。
寒假的时候，女孩从学校回来。张小姐从女儿口中听说了一些他的情况，得知他仍住在单身汉时的老房子。她在想，当年她写了那么多信去那所房子，现在，她或许可以向他再去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是谁，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她再听到他的消息，还是通过女儿。女儿在电话中聊起他离婚的事。
托她的福，我进了哈佛院的图书馆参观；而她，也是托某人的福。对好学的孩子，能在求学的生涯里参观一次哈佛院的图书馆，是一种福气。
她带我进出哈佛，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个语言学的韩国学生在一个实验室做一组关于汉字的语言测试，她要我一起去，说是参加实验可以拿到十五美元。第二次就是得以参观院的图书馆那次，她是去相亲的，相亲的对象是波士顿学院的一个硕士。他像她一样，带了作陪的人，是一个哈佛院的博士。一个是刚进大学的懵懂少女，一个是学问丰富的博士，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那是极不对等的作陪。
在北大读的本科，去了剑桥读研究生，最后来哈佛读博士，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这个了不起的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了不起，他决定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让我们感受点善意，然后离开。他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他的证件，然后解释我们是从中国来的参与一个课题研究的同学，需要进去和教授碰面。天晓得，院的博士骗起人来是多么天衣无缝，我们被礼貌地请进去了。
参观结束后，他走了，我们也没再多理由在这所别人的校园里驻留了。我的朋友，她捏捏我，暗示我帮助她早点结束这场相亲。而那个相亲对象，对着我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作为他寒酸的送别，他说他的钱包在过马的时候丢了，所以掉了那两张原本要当作见面礼一样送给她的Fine art博物馆的参观券。狼狈的相亲人啊，面对不如意的对象，竟是这样吝啬。
回去的地铁上，她说起对他们的感觉，开头是这样的：“哈佛的准大律师”和“BU的猥琐男”。我笑着回望她，就像一种无声的。她说太糟糕了，我问她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吗，她摇摇头，本来我们拿了那两张门票这个周末就可以去博物馆的，不要钱的多好。
她是一个我在异乡过苦日子的人，很好的异客的姿态。她带着我做过的事：周五周六去跳蚤市场买便宜的水果和海鲜，每天去中国城的一家茶餐厅门口站着以求他们她一份收盘子的工作，在社区大学里拿着她的小计算器和收学费的老师为了九十美元一学期的保险费争执不下。其实都是很小的钱财，她却对我说，那些是心血。
在温度零下的波士顿做一个耐寒的女子，是她教我的；用便宜的价钱购买保质期边缘的食品和星期天去吃免费食物，是她教我的；静下心来欣赏和守望梅西商场的鞋子和包包而不去贪求，是她教我的。说她是美国留学的穷学生，再恰当不过。我去美国之前，以为能去美国留学的大概可以分为几种人：一种是美丽非凡的男女来美国嫁娶，一种是家境阔绰的富家小孩来美国生活，一种是能力极佳的上进学生来美国求学。
她是个例外，中庸之下的长相、中庸之下的家境、中庸之下的学业，来美国，痴心地妄想一桩婚姻、一份生活、一次求学。我记得她当时是这样规划的：找一个想娶亚洲妻的美国人生一个混血宝宝、带着孩子来社区大学一边读书、找一份中国城的工作从底层的杂务做起好好地攒钱。
到底有多穷呢，她的家？看来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她用了一个晚上和我说她在广州的妈妈和在的爸爸。“先说我刚出生的弟弟吧，是我妈和她现在的老公生的。而我爸爸那边的弟弟妹妹简直多得数不过来了，是他和不知名的女人们生的。爸爸先是在天河城开了一家餐厅，后来成为足够实力进军饮食界的老板，再后来他成为了董事长、叔叔变成了他的经理。在广州这样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令很多老板醉生梦死的，除了生猛的海鲜，还有生猛的女人。窜富的商人，也是义气十足的情人，女子和孩子，他通通不忘。”爸爸有钱的时候，勉强给一些家用。她接着说。好商人、好情人，未必是好丈夫。如果他给我妈妈留了足够的钱，等我叔叔骗他的钱财时，他也不会一分不剩了。爸爸决定和叔叔一起去做生意，叔叔劝爸爸移民，谁知他中介公司做了手脚，了爸爸所有的钱。爸爸去到时，是一贫如洗的。妈妈一定要我来美国，她相信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度，想要成功与无关、与人情无关，与有关。妈妈为了缴我在美国的生活改嫁，生了个弟弟。
她最后说，一个人在美国还是太孤单了，她要赶紧找个外国男人生个混血宝宝。就像严歌苓在《小姨多鹤》里多鹤希望的一样，她要多生孩子，让自己的充满整个家。这个大胆的穷人，想要自己的陪伴她在一个陌生的国家，而日后，孩子就是她的。这是个会作势的女孩，我有时想，她要我做朋友，是不是要的也只是我这个人衍生出的一股子势。
后来，她没有如愿。没能嫁了美国男人，没能生个混血宝宝。她出嫁是过年的时候，在异乡没有回来。二十岁的女孩，嫁给了三十一岁的男人，是当年那个没有按承诺给她博物馆门票的相亲对象，是在BU读法律硕士的猥琐中年男人。我也不想用‘猥琐’这样的说法去形容朋友的丈夫，可是有时候，肉长的心，也未必会愿意为一个很怂的人正名。
故事又回到那场相亲，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天津人，在天津有家，家里除了父亲、母亲、兄妹，还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他当时说了这点，但又强调他是要有意要把国内的婚姻结束的，他说他是要再娶一个已经在国外的人的。
我的朋友，她终于有了她在美国的第一股，她的儿子John。我看过照片，离漂亮的混血儿子差很多，撅着一张小嘴、眯着一双小眼，是长得像爸爸的小家伙。John两岁了，她读完了社区大学的课程，转了一些学分到波士顿市区内的，一边在打工。他的丈夫在一家律师事务工作了三年，接受了国内的一家大公司的邀请，准备回国了。
她没有跟他回国，他准备回国复婚。我不知道其中的关系。没有结局，没有泪水，她早料到如此。她带着John，有朋友揪心地说，痛苦、逆境，她于这一类生活。
春天是她的生日，生在一个翠绿、柔软的季节，却成为了一个面带风霜的女人，我和小保姆遇到了心地坚硬的男人。还记得哈佛的那个语言学专业的韩国学生吗，她常带着John去参加她的有偿试验。一次，她又去参加她的试验，送了韩国女生一块蛋糕，得知是她的生日，这个善良的韩国人执意要帮她庆祝。她请她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饭，一个中国人正在中国餐厅门口，碰巧这个中国人就是当年那个哈佛的博士。
当年的学生，现在的资深助教，他愿意帮她。他帮她填了申请表，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申请文书，为她争取了一份兼职：凌晨四点到早上十点在图书馆整理书籍，地点是院的图书馆。
她说他总是写论文写到很晚，每天早上很早就来还书，总记得问候John，周末会抽一些时间请她和孩子吃饭。前一阵，我们在电话里聊天，我问她愿意去爱吗？她说是的，托他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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