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孟买的第一天早上，我就去了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印度门。吸引我视线的并不是那雄伟的建筑，而是灰蒙蒙的尘雾中，不时走过的三五成群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他们像是刚刚起床，要去什么地方，又像是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墙角处，一些露宿街头的年轻人依然在沉睡中。
在印度旅行，即便知多是这个国家最突出的特点，也总会为站在街头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感到有些惊奇。在斋普尔，早上七点来钟就看到有不少年轻人坐在草地上闲聊，而那一天并不是节假日。
驻印度记者苑基荣告诉我，印度人口中有大约60%是低于25岁的年轻人，按总人口12亿多算，这大约就有7亿人之多。这看上去真是一笔巨大的劳动力财富！但是，据当地外企人士反映，印度年轻人受教育水平偏低，尤其是年轻女性和低种姓者。在莫迪努力吸引外资之时，劳动力素质成为无法满足外企需要的关键问题。
一位看上去有2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住在孟买郊区，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出来打工，做的全是零散工，周围的年轻人也大都这样。“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他耸耸肩反问。
在我们过市中心一幢看上去挺有气派的楼房时，他指着大门说：“上这样的私立学校是需要很多钱的。”他的话让我立刻联想到在街头行乞的学龄儿童。
印度的中小学教育很早就普及了。2009年，印度通过了《教育法（Right to Education Act）》，强制性要求私立学校将25%的预留给低收入、贫困和残疾学生。但朋友告诉我，表面上私立学校执行了这项法案，实际上却通过征收其他费用设置了隐性高门槛，让贫穷家庭的孩子无法入学。设在边远地区和贫民窟中的学校，更是教育水平低下，管理松散，难以确保学生完成学业。
根据印度非组织“儿童与你”的最新报告，印度在15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童工多达2300万人，其中1900万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从学校辍学了。920万15岁到19岁的少年已婚，240万女孩已经做了母亲。
从我行走50多个国家的经历看，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一是在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中，教育究竟占有多大的分量；二是通过努力学习从低层上升的通道是否畅通。
不是所有民族的血液里都有重视教育的基因。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向发达的转型，就是因为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文化中缺少教育动力。由于长期受制于固化的社会结构，缺乏上升的通道，大大削弱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动能。
在印度文明形成的历史中，曾有过对教育的看重，但那主要是教的教育。比如，建于公元五世纪的那烂陀大学被称为世界最早的大学，但那其实是一座院，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相去甚远。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后开始介入教育体制，打破了教育受教支配的传统，引进了现代教育。1834年麦考利赴印度，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最高理事会高级官员。麦考利将世界分为文明国家和状态，英国代表文明的高峰。在印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法规，将英语作为印度教育的唯一语言，认为英语化是印度现代文明的第一步。由此开始，有上百种语言的南亚次的各部落各民族才有了统一的语言。
语言的统一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维系了逐步现代社会的各种族之间的沟通，形成了现代印度人的国家观，但同时也确立了英国文明的优势地位。
印度的教育体制总体上是为殖民者服务的，英语教育也首先是从精英和高种姓开始的，它并没有解决穷人愿意上学并上得起学的问题，更没有完全打通低层人群通过教育上升的通道。即使是在后印度实行了对低种姓和少数民族的配额制，也依然是一种类似于“恩赐”与“照顾”的体制，并造成了的。
2018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在1980-2016年间，印度顶端的1%占据了全民收入的28%，而底端的50%则只有11%（在中国，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5%和13%）。差距的扩大，反过来又固化了社会等级，加剧了各个层面的不平等。在印度，获取有质量的教育，日益成为一件“拼爹”的事，而非每个孩子的平等。
印度之行后，我去了江西婺源。在当地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室里，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宋代以来的千年间，婺源考中进士的有500余人，举人1100余人，有2600多人出任仕宦，其中七品以上官员达1100多，还有一大批学者、名医和多个领域中的专家，留下了3100多部著作。婺源不是一个个例，在很多中国乡村，都有相同的记录。“学而优则仕”体现的绝不仅仅是要争取当官，而是通过个人奋斗可以通往社会上层的一种追求。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为此提供了可能。
在婺源，当那些状元第、状元桥、进士村……的牌出现在眼前时，我想到的是印度的教育。这是历史的对比，更是现实的对比。当印度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而发誓要赶超时，当学者总是在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比喻中印崛起，并断言印度将会像乌龟一样取得最后胜利时，他们的眼光一定没有伸展到像婺源这样的中国乡村，从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家庭观、教育观来理解亚洲两个大国的不同发展速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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